史通·内篇·载文第十六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

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

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

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

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

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

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

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

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

至于近代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

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

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

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

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

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

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

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

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观看人们的文化,以达到改造全国的目的;观察国家的风俗,以观察兴衰。可以知道,文化的价值是远大的。如果宣扬和尊重善政,它的美就体现在《周诗》中;怀念和歌颂不道德的统治,它的恶在《楚赋》中体现。读者不会把吉甫、奚斯视为谄媚之辞,也不会将屈平、宋玉视为诬蔑之作,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虚假美,也不隐藏恶。这样文学就起到了史书的作用,它的影响力就足以和南华、董仲舒齐名为良知之士。现在中叶时期,文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树立道德的人以虚假和怪诞为基础,好的修辞的人追求淫丽。比如说织女有华丽的衣裳,音乐有郑国和卫国的乐曲。俗话说:不做无用的事情是有益的,有害的事情是有益的。至于史书应该讲究正确。所以尧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中记载了他们恢复国家的歌曲;郑庄非常孝顺,晋献不明,《春秋》中记录了他们的贡献。他们的道理深刻而犀利,文辞简洁而重要,足以惩恶劝善,观察风俗,审查世俗。如果马卿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班固的《两都》,马融的《广成》超过了适度,言辞超过了意义,华丽而失去实质,泛泛而忘记返回,不能劝善奖励,而有长期的欺诈,而前后的《史》、《汉》都记录了这些列传,难道不是错误的吗!而汉代的词赋,虽然有虚夸的成分,但其他文学大致还是实际的。而到了魏晋以后,就错误相似了。具体来说,有五种错误:一是虚构,二是厚颜,三是假借,四是自恃,五是一刀切。为什么?古时候大道是公正的,因为能力而授予,所以尧向舜咨询,舜用命给了禹。但是自从曹操、马超以来,取得权力就不是这样了。例如上交禅书,下写让表,其中劝进的内容热情洋溢,言辞坚定,和莽、卓形迹相似,和虞、夏的言辞相似。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虚假,完全不符合实际。这就是所谓的虚构。古时候两军对峙,两国争强,互相称述,没有什么隐瞒。为什么?国家的得失就像日月的蚀变一样,不是通过华丽的辞令和虚伪的说词可以掩盖的。到了近代就不一样了。曹操对刘备的才略赞不绝口,说他是“刘备我的伙伴”;周帝赞美齐宣的强大,说“高欢不死”。他们或者搬迁都城以躲避对方的进攻,或者破冰以阻止对方渡河。当他们降诏宣布废黜,降下檄文时,就自诩自己有着聪明的智慧,明辨黑白,建造宫殿,就像雀鹩筑巢在芦苇丛中一样,面对敌人自称勇者,就像螳螂拒绝车辙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厚颜。古代国家的诏命都是由君主作出的,所以汉光武时代,第五伦成为铸钱官,看到君主的诏书叹服道:“这个圣明的君主啊,一看就决定了。”而到了近代就不一样了。凡是有诏令,都由群下负责,只要朝廷上有文士,国家富有辞人,他们就肆意地写字,什么事情都能编纂出来。所以每当发出谕诏,下达命令,就有许多言辞虚伪,表示关怀的恩情,表达忧虑与勤奋之情。他们的君主虽然反道败德,只是顽固和暴虐。从政令上看,不如辛、癸;从谕诏上看,没有勋、华等人。这就是所谓的假借。天子不可以开玩笑,如果有失言,就会被全天下取笑。所以汉光武称赞庞萌能够托付孤儿,但当听闻他叛变时,就向百官表示歉意:“诸君会不会嘲笑我了?”可以知道表扬与贬低的言辞,是明君所慎重考虑的。至于近代就不一样了。所有的官员,王公卿士,一开始得到表扬,就说



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

〔刘知几〕 〔唐〕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大燕故程府君墓志铭

〔无名氏〕 〔唐〕

君讳思泰,其先广平郡人也。

昔远祖官于魏朝,遂为邺人也。

祖、父基并晦迹韬光之士也。

君禀坤和之气,挺岐嶷之姿。

少小而儒,行薬。

身成而沐道浴义,而能高尚不仕。

琴觞通时,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春秋六十有七,以圣武二年四月廿□日终于私第。

夫人胡氏,六行夙彰,三从早着。

事舅姑而婉顺,处夫子而坚明。

为母则贤,为妇则孝,虽鸿妻班女未可同年而语焉。

岂其风树难停,尺波易往。

千寻玉树,俄閟于九泉。

邕邕令仪,具沈于逝水。

春秋六十有二,以圣武二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即以天成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迁葬于邺县西南八里平原,礼也。

前洹水,后天平,左铜台,右行岭。

嗣子璆、次子暹等哀号露序,痛贯风枝。

举泪栢而长号,感蓼莪而罔极。

恐桑海之□变,异金石之无忘。

见托不才敢杨其美。

词曰: 惟祖惟父兮,晦迹林园。

君之处世兮,亦象其贤。

□涯溘至兮,委质重泉。

一归冥寞,万古皆然。

史通·内篇·因习第十八

〔刘知几〕 〔唐〕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

〔刘知几〕 〔唐〕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

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

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

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

尧有八眉,夔唯一足。

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

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

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史通·内篇·称谓第十四

〔刘知几〕 〔唐〕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

”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

” 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

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

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

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马迁撰《史记》,项羽僣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

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

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

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

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

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

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

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

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

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僣帝者皆称之以王。

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

杞用夷礼,贬同子爵。

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

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愧德,其唯武王。

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

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

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齐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谥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

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此诸天子,可也。

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

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

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

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六君。

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

而《魏书?

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

至若诸侯无谥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

天子见黜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郏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

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驰。

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

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

若王《晋》之《处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

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

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僣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

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

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阡而已。

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

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实同儿戏。

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

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

史论立言。

理当雅正。

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

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

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

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丕。

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

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

用舍之道,其例无恒。

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

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

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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