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因习第十八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史记》记载三个王朝的礼仪各有不同,《易经》也强调适应时代变化。史书只是记录事实,并没有改变,这就像是把柱子调整琴弦或者刻船寻找剑一样。古代诸侯的死叫做“薨”,卿大夫的死叫做“卒”。《左氏传》记载楚国邓曼说:“国君在外面去世,对国家是一种福气。”郑国的子产说:“国君薨,大夫们到吊丧。”这就是证据。按照孔子修《春秋》的方法,确实可以使用这个规则。但是其他国家都使用“卒”,只有鲁国单独使用“薨”,这是有所区别的意思。马迁在《史记》中西伯以下的国王和侯爵们去世都统一使用“卒”,这难道是为了区别吗?为何贬低“薨”而使用“卒”呢?在写鲁史的时候,不是把鲁国称为“鲁国”,写周书的时候,也不称周王为“周王”。《史记》是总结古今的事情,没有主次之分,所以提到汉祖的时候,大多使用“汉王”,这也没有负担。班氏将《史记》分裂,起名为《汉书》,在描述高祖为公、王时,却没有去掉沛、汉这两个字。一切来自不同地方归附汉朝的文书都被归为汉文。从班《书》开始,这个错误就产生了;一直延续到仲豫,错误依然存在。一代一代沿袭下来,早已没有人觉察到。《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陈涉的子孙一直到现在都继续享用血食。《汉书》中又有《涉传》,详细介绍了迁徙历程。按照迁徙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孝武时代;按照固守的说法,是指孝明时代。事情发生了一百年,说法却相同。这样看来,陈氏的后裔能流落到东京吗?这肯定不可能的。《汉书》还说:“严君平去世后,蜀人一直称他。”皇甫谧在《高士传》中有完整的记录。孟坚、士安生活的时代相隔很久,现在的说法岂能一样?班氏的习惯恰恰不是这样,谧的坚持也是错误的。迷迷糊糊,为何如此固执呢!何法盛在《中兴书·刘隗录》中称狱事细节为《刑法说》,照检志看,没有这样的说法。接着臧氏的《晋书》、梁朝的《通史》,在记载大连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说法,志书中也没有文字,传记也只是虚构。这又是不精确的问题,与玄晏一样。班氏和马迁的传记中,都详细列举了人物的姓名和身份。特别相似的,就统一称为一个头衔,比如《刺客》、《日者》、《儒林》、《循吏》等。范晔把标题移到传记开头,将姓名列在传记中间,并在列传之下注明《列女》、《高隐》等标题。只要姓名已经描述清楚,标题也已经明显,那么邓禹、寇恂的开始,应该美其名为“公辅”;岑彭、吴汉的前面,应该标注为“将帅”。 类似的还有很多,不仅仅是《列女》、《孝子》、《高隐》、《独行》。魏书写的时候,标榜南国,桓、刘一族,统称为《岛夷》。这样,从江以东,都成了土著服饰之地。到了写《刘昶》、《沈文秀》等传记时,叙述他们的爵位,与华族并无差别。难道还有国家的臣民共同的土地,父子同姓,像阖闾、季札那样导致土风的差异;孙策、虞翻等人才成了蛮族和华夏的隔离。寻找过去的例子,还没有听说过。当晋朝宅在江淮之间,是合法的皇室继承,他们嫉妒那些雄图伟业的人,称他们为盗贼。所以阮氏在《七录》中,将田、范、裴、段等人记在一起,《刘、石、符、姚》等人则写了另外的书,题为《伪史》。隋朝接受统治后,全国称家,没有国家之爱恨,人们没有彼此之分,但是有人编写了《隋书·经籍志》,又把众多的书归类为阮《录》。国家有伪书之存在,也是有来由的。比如杜宇自称帝王,勾践自称王,孙权建立了鼎立之业,萧詧成了宇文的爪牙,扬雄写了《蜀纪》,子贡写了《越绝》,虞裁写了《江表传》,蔡述写了《后梁史》。综合来看,他们都是伪书,可以合并成一部。为何只取东晋一世16家呢?王室即将崩溃,霸业开始构架时,必然会有忠臣义士,舍生忘死。比如韦、耿谋刺杀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的史臣称他们为贼,只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局势,难以直言。还有荀济、元瑾,被兰摧于孝靖时期,王谦、尉迥,被宇文季时代压制,李刊编写了齐史,颜述写了隋篇,没有逼迫和恐惧,事情需要改正,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说这些君主是叛逆。这样写作,该怎么赞扬和批评呢?汉代曾经有个修奏记的官员,在偷走葛龚所作的奏记后,就提供了其他的文章,并没有改变原著的名字和姓名,当时的人们说:“作奏虽然很好,但还是应该去掉葛龚。”邯郸氏在撰写《笑林》时,就放上了这个作品。唉呀!



史通·内篇·邑里第十九

〔刘知几〕 〔唐〕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

〔刘知几〕 〔唐〕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

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

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

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

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

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

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

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史通·内篇·浮词第二十一

〔刘知几〕 〔唐〕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

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

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

所谓说事之端也。

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

所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

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

”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

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

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

”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

”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

躬为逆上,名隶恶徒。

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

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

”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

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

今之记事也则不然。

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

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

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

《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

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

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

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

自余所说,多类如此。

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

作俪蛮夷,抑惟秦、晋。

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

奢言无限,何其厚颜!

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

”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

”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

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

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

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

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

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

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

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

”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

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

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

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词,撮其机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

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

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大燕故程府君墓志铭

〔无名氏〕 〔唐〕

君讳思泰,其先广平郡人也。

昔远祖官于魏朝,遂为邺人也。

祖、父基并晦迹韬光之士也。

君禀坤和之气,挺岐嶷之姿。

少小而儒,行薬。

身成而沐道浴义,而能高尚不仕。

琴觞通时,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春秋六十有七,以圣武二年四月廿□日终于私第。

夫人胡氏,六行夙彰,三从早着。

事舅姑而婉顺,处夫子而坚明。

为母则贤,为妇则孝,虽鸿妻班女未可同年而语焉。

岂其风树难停,尺波易往。

千寻玉树,俄閟于九泉。

邕邕令仪,具沈于逝水。

春秋六十有二,以圣武二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即以天成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迁葬于邺县西南八里平原,礼也。

前洹水,后天平,左铜台,右行岭。

嗣子璆、次子暹等哀号露序,痛贯风枝。

举泪栢而长号,感蓼莪而罔极。

恐桑海之□变,异金石之无忘。

见托不才敢杨其美。

词曰: 惟祖惟父兮,晦迹林园。

君之处世兮,亦象其贤。

□涯溘至兮,委质重泉。

一归冥寞,万古皆然。

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

〔刘知几〕 〔唐〕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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