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故程府君墓志铭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

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

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

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

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

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

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

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

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

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

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

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

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

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

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

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

至于近代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

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

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

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

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

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

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

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

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