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称谓第十四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

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

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

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

尧有八眉，夔唯一足。

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

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

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

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

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

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

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

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

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

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

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

至于近代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

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

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

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

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

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

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

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

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

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

班固踵武，仍加祖述。

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

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

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

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

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

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

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

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

向居刘末，职才卿士。

昭穆既疏，家国又别。

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

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

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

君未系颈，且云秦国。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

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

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

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

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

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

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

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

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

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

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

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

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

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

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

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

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

行之一时，庶叶权道。

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

表志异体，不必相涉。

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

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

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

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

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

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

如斯舛谬，不可胜纪。

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

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

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

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

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

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

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

《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

《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

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

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

胶柱调瑟，不亦谬欤！

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

《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

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

一成其例，莫之敢移。

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

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

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

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

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

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

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

沈录金行，上羁刘主。

魏刊水运，下列高王。

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

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

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

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

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

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

如班《书？

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

降为后书，持续前史。

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

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

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盘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

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

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

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

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

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

”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

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

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