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

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

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

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

尧有八眉,夔唯一足。

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

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

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孔子说:“我还学到了史书中所缺失的文化知识。”从这里可以知道史书中有缺失,但它的来源还是可以信任的。除非是有广博学识的君子,否则怎么能弥补其中遗漏的部分呢?因为珍贵的裘皮是由许多人的腋窝取暖而成的,宽阔的宅院是由许多人的才能相结合而建造的。古代探险者和藏山人,怀揣铅策和木简的客人,何曾不广泛寻求不同的观点,选取各种言论,然后才能成为一家之言,传承至今不朽。看丘明受教于《经典》,通晓诸国事物,因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章,于是他将它们聚集起来编辑成一部混合了许多资料的书。如果只专信于鲁国的文献,只问孔氏的意见,如何能够看到广泛的见闻,如此之广博呢?马迁的《史记》收集了《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的内容。到了班固的《汉书》,则完全依循太史的记载。自太初以后,又引用了刘向的《新序》、《说苑》、《七略》等著作。这些都是结合了当代雅言,内容没有歪曲,所以才能取得一时的信任,流传千载成为名著。但是中世纪的作家,他们的著作日渐繁琐,虽然国家有编纂史书的计划,但却忙于应付其它事务,百家诸子各自保存着自己的撰录,各有所长,实际上见闻很广。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只是胡乱编撰一些异端的说法,虚构一些新的事件,比如禹出生的时候推开巨石,伊尹的母亲生下的是一棵空桑树,海客乘着木筏登上了汉江,姮娥偷走了仙丹飞向月亮。这些胡乱编撰的事情,不值得深究,难以和南董的真迹以及班班、华华的真迹相提并论。而嵇康写的《高士传》,喜欢收集七国的寓言,玄晏写的《帝王纪》,多采用六经的图谶,他们引用书籍的错误就从这里开始了。范晔增减了东汉一代的史书,自称无愧于正直,却以王乔的《风俗通》为来源,用左慈的《抱朴子》作为证据。朱紫不分,可谓十分丑陋。沈氏的著作,喜欢诬蔑先代,在晋朝时编造了许多奇怪的说法,在宋朝时又大量发表诬蔑之言,前面的史书已经讽刺过他的谬误了。魏收偏袒北朝,特别仇视南方的国家,接着引用了他们的谬论并加以扩大。于是他说马叡出生于牛金,刘骏如上帝一样邪恶。可以说他是帮助恶人为虐,给人带来灾难的。结果他自己的生命终结于不育之后,死时被剖了肚皮,这也是阴谋的结果。晋朝时出现了许多杂书,肯定不是同一个族类的人所写的,比如《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等书,它们所记载的内容或是有趣的辩论,或者是关于神鬼的怪事。这些都不是圣人所看重的事情,也不是宣子所讲的话语。皇朝时新编写的《晋史》,大多采用了这些书作为参考。如果把吴干、邓析的著作看作是废弃的,将王踞、虞木的著作看作是废糟的,只当作逸史,来补充前传,这与魏朝编撰的《皇览》、梁朝修订的《遍略》有何不同呢?后来者只追求多写好看,聚集各方面的知识,即使引用了小人的言语,最终也会被君子嘲笑而不被信任。各郡国所记的历史,都希望炫耀自己的地区和氏族。读者如何能不加以考察其得失,明辨真伪呢?比如“江东五俊”,最初出自《会稽典录》,而“颍川八龙”,则是来自《荀氏家传》,而修撰晋、汉史的人,都是引用了那些虚假的赞美之词,将其视为实录。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如何能详细了解其中的真假呢?而且传闻很难相信,传闻往往会失真,比如曾参杀人的事情,疑似偷窃嫂子,翟义没有死,诸葛亮还活着,这些都是从路人口中听来的,传播开来,如果没有清晰辨别,谁能说这些不是谣言呢?所以蜀相诸葛亮死在渭水边,《晋书》却说他吐血而死;魏国君主死在马圈里,《齐史》却说他中箭而亡;沈炯写了一封骂信,河北人认为那是王伟的作品;魏收写了一篇诽谤信,关西人说那是邢邵的作品。虽然他们对同一件事情有同样的说法,但分属两个家族,因此对于说这件事的人来说,彼此的观点是相异的,所以书籍的内容也就无法确定了。而古今之间,距离遥远,观察和听取的环境也隔绝了,谈论者或者拿过去当现在,或者以有为无,泾、渭两者混淆在一起,谁能区分得清楚呢?后来者刨根问底,喜欢发现不同之处,不依赖国家史书,而是单独考察流行习俗。只是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就出现了师旷和轩辕同时存在的情况,有公明和方朔同时存在的情况;尧有八只眉毛,夔只有一只脚;乌白有马角,救了燕丹而躲过了灾难;狗叫鸡鸣,把刘安赶跑了。由于这些不同寻常的事,经常出现混淆。因此,作者讨厌信听道路上的荒唐之说,厌恶城市谣言中的虚假。看孔子所编写的《史记》,采用了殷商、周朝的家族成员;看安国所



史通·内篇·载文第十六

〔刘知几〕 〔唐〕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

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

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

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

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

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

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

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

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

至于近代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

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

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

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

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

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

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

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

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

〔刘知几〕 〔唐〕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大燕故程府君墓志铭

〔无名氏〕 〔唐〕

君讳思泰,其先广平郡人也。

昔远祖官于魏朝,遂为邺人也。

祖、父基并晦迹韬光之士也。

君禀坤和之气,挺岐嶷之姿。

少小而儒,行薬。

身成而沐道浴义,而能高尚不仕。

琴觞通时,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春秋六十有七,以圣武二年四月廿□日终于私第。

夫人胡氏,六行夙彰,三从早着。

事舅姑而婉顺,处夫子而坚明。

为母则贤,为妇则孝,虽鸿妻班女未可同年而语焉。

岂其风树难停,尺波易往。

千寻玉树,俄閟于九泉。

邕邕令仪,具沈于逝水。

春秋六十有二,以圣武二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即以天成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迁葬于邺县西南八里平原,礼也。

前洹水,后天平,左铜台,右行岭。

嗣子璆、次子暹等哀号露序,痛贯风枝。

举泪栢而长号,感蓼莪而罔极。

恐桑海之□变,异金石之无忘。

见托不才敢杨其美。

词曰: 惟祖惟父兮,晦迹林园。

君之处世兮,亦象其贤。

□涯溘至兮,委质重泉。

一归冥寞,万古皆然。

史通·内篇·称谓第十四

〔刘知几〕 〔唐〕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

”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

” 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

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

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

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马迁撰《史记》,项羽僣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

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

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

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

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

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

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

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

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

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僣帝者皆称之以王。

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

杞用夷礼,贬同子爵。

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

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愧德,其唯武王。

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

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

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齐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谥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

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此诸天子,可也。

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

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

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

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六君。

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

而《魏书?

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

至若诸侯无谥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

天子见黜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郏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

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驰。

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

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

若王《晋》之《处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

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

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僣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

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

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阡而已。

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

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实同儿戏。

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

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

史论立言。

理当雅正。

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

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

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

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丕。

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

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

用舍之道,其例无恒。

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

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

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

史通·内篇·编次第十三

〔刘知几〕 〔唐〕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

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

班固踵武,仍加祖述。

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

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

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

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

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

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

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

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

向居刘末,职才卿士。

昭穆既疏,家国又别。

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

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

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

君未系颈,且云秦国。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

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

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

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

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

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

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

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

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

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

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

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

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

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

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

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

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

行之一时,庶叶权道。

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

表志异体,不必相涉。

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

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

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

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

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

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

如斯舛谬,不可胜纪。

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类型

朝代

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