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

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

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

所谓说事之端也。

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

所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

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

”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

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

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

”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

”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

躬为逆上，名隶恶徒。

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

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

”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

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

今之记事也则不然。

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

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

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

《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

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

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

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

自余所说，多类如此。

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

作俪蛮夷，抑惟秦、晋。

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

奢言无限，何其厚颜！

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

”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

”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

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

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

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

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

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

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

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

”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

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

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

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词，撮其机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

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

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静烟临碧树，残雪背晴楼。

冷天侵极戍，寒月对行舟。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

”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

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

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

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

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

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

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

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

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

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

商书，灏灏尔。

周书，噩噩尔。

下周者，其书憔悴乎？

”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

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

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

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

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

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

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

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

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

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

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简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

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

逮晋已降，流宕逾远。

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

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

《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

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

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

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

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

”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

”《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

”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

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

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

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

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

”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

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

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

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

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

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

嗟乎！

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

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

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

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

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

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

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

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

《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

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

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

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

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

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

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

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

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

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

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

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

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

《国》、《晋》已降，烦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

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

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

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

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

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

子乃封王，名非鲁、卫。

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

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

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

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

邦国初基，皆云草昧。

帝王兆迹，必号龙飞。

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

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

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

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

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

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

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

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

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

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

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

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

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

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

至如翼犍，昭成原讳。

黑獭，周文本名。

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

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

重耳、黑臀，名之鄙也。

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

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

河边之狗，著于谣咏。

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

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

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

”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右妄饰）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