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门人陆澄录·二十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

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

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

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

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

今朱、陆之辩明于天下久矣。

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

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

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

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

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

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

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

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

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

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

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

动静，所遇之时也。

”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 先生曰：“恐难如此。

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

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

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

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

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

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

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

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

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

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

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

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

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

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

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己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

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

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

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

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

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

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

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

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

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

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 曰：“然。

”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

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

主宰也，谓之帝。

流行也，谓之命。

赋于人也，谓之性。

主于身也，谓之心。

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

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引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

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

喜、怒、哀、乐，非人情乎？

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

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

’此言如何？

” 先生曰：“恐亦未尽。

此理岂容分析？

又何须凑合得？

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