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下·右南大吉录·教约·四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

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

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

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

”

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

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

甘泉持旧说。

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

”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

”九川甚喜旧说之是。

先生又论“尽心”一章，九川一闻却遂无疑。

后家居，复以“格物”遗质。

先生答云：“但能实地用功，久当自释”。

山间乃自录《大学》旧本读之，觉朱子“格物”之说非是。

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物字未明。

己卯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

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首问：“近年用功何如？

” 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

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

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

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

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

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

后问希颜。

希颜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

’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

’希颜令再思体看。

九川终不悟，请问。

” 先生曰：“惜哉！

此可一言而悟，惟？

所举颜子事便是了。

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

” 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

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

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

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

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

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

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

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

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其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

此便是诚意的功夫。

” 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

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

似与先生之说渐同。

” 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

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

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

”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

” 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

”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

如何？

”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

只是要正。

” 曰：“当自有无念时否？

” 先生曰：“实无无念时。

” 曰：“如此却如何言静？

” 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

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

” 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 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

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

”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 曰：“如何欲不闻见？

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

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 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

程子称其甚敬。

何如？

” 曰：“伊川恐亦是讥他。

”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

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

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

心何尝有内外？

即如惟？

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

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

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

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

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 后在洪都，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渠皆云物自有内外，但要内外并着功夫，不可有间耳。

以质先生。

曰：“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

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

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

”是日俱有省。

凡习礼需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

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

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矣。

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

习礼之日，免其课仿。

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

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

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

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

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

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

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

温？

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

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

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

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

后世记诵问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

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

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

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癮，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

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

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

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

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

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

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

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

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

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

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

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

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

助是助个甚么？

”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

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

“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

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

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

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

“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譬觉而已。

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

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

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

何等洒脱自在！

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

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

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

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膅膅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

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

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

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

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

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

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

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

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

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

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

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

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

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

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

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

才须搀和兼搭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

“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

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

“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

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

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

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

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

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

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

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

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

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

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

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

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

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

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

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

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

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

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

”就自己用工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

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

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

”其说是矣。

“亿、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

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

惟？

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

之言而后尽，在惟？

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

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

舜察迩言而询刍荛，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

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

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

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

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

“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

既已能奔走往来于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

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

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

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

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

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

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

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

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

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

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

此便是文蔚曾着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

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

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

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

然直戆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

惟？

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