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载文第十六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君讳思泰，其先广平郡人也。

昔远祖官于魏朝，遂为邺人也。

祖、父基并晦迹韬光之士也。

君禀坤和之气，挺岐嶷之姿。

少小而儒，行薬。

身成而沐道浴义，而能高尚不仕。

琴觞通时，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春秋六十有七，以圣武二年四月廿□日终于私第。

夫人胡氏，六行夙彰，三从早着。

事舅姑而婉顺，处夫子而坚明。

为母则贤，为妇则孝，虽鸿妻班女未可同年而语焉。

岂其风树难停，尺波易往。

千寻玉树，俄閟于九泉。

邕邕令仪，具沈于逝水。

春秋六十有二，以圣武二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即以天成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迁葬于邺县西南八里平原，礼也。

前洹水，后天平，左铜台，右行岭。

嗣子璆、次子暹等哀号露序，痛贯风枝。

举泪栢而长号，感蓼莪而罔极。

恐桑海之□变，异金石之无忘。

见托不才敢杨其美。

词曰： 惟祖惟父兮，晦迹林园。

君之处世兮，亦象其贤。

□涯溘至兮，委质重泉。

一归冥寞，万古皆然。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

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

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

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

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

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

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

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

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

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

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

尧有八眉，夔唯一足。

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

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

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

”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

” 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

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

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

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马迁撰《史记》，项羽僣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

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

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

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

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

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

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

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

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

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僣帝者皆称之以王。

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

杞用夷礼，贬同子爵。

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

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愧德，其唯武王。

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

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

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齐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谥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

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此诸天子，可也。

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

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

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

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六君。

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

而《魏书？

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

至若诸侯无谥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

天子见黜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郏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

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驰。

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

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

若王《晋》之《处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

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

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僣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

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

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阡而已。

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

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实同儿戏。

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

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

史论立言。

理当雅正。

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

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

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

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丕。

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

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

用舍之道，其例无恒。

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

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

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

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

班固踵武，仍加祖述。

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

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

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

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

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

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

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

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

向居刘末，职才卿士。

昭穆既疏，家国又别。

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

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

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

君未系颈，且云秦国。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

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

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

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

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

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

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

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

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

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

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

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

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

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

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

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

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

行之一时，庶叶权道。

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

表志异体，不必相涉。

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

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

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

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

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

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

如斯舛谬，不可胜纪。

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

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

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

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

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

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

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

《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

《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

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

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

胶柱调瑟，不亦谬欤！

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

《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

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

一成其例，莫之敢移。

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

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

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

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

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

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

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

沈录金行，上羁刘主。

魏刊水运，下列高王。

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

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

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

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

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

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

如班《书？

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

降为后书，持续前史。

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

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

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盘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

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

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

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

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

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

”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

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

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

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

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

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曰志，何之元、刘璠曰典。

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

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

案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

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

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若乃史传杂篇，区分类聚，随事立号，谅无恒规。

如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

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

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

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

而何氏《中兴》，易志为记，此则贵于革旧，未见其能取新。

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

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

至如陈、项诸雄，寄编汉籍。

董、袁群贼，附列《魏志》。

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

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

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

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

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

字烦者唯书姓氏，若毋将、盖、郑、诸葛传是也。

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袁、四张、二公孙传是也。

如此标格，足为详审。

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

窃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

《春秋》万国，事具《传》中。

读者研寻，篇中自晓，何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

自兹已降，多师蔚宗。

魏收因之，则又甚矣。

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主，则云僣晋司马叡、岛夷刘裕。

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私署凉王李暠。

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

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隗嚣。

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皆一二具言，无所不尽者也。

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

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

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