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故程府君墓志铭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

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

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

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

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

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

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

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

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

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

所谓说事之端也。

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

所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

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

”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

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

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

”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

”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

躬为逆上，名隶恶徒。

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

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

”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

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

今之记事也则不然。

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

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

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

《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

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

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

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

自余所说，多类如此。

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

作俪蛮夷，抑惟秦、晋。

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

奢言无限，何其厚颜！

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

”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

”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

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

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

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

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

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

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

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

”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

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

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

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词，撮其机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

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

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静烟临碧树，残雪背晴楼。

冷天侵极戍，寒月对行舟。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

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

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

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

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

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

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

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

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

至于近代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

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

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

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

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

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

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

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

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

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

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

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

尧有八眉，夔唯一足。

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

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

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

”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

” 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

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

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

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马迁撰《史记》，项羽僣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

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

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

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

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

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

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

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

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

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僣帝者皆称之以王。

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

杞用夷礼，贬同子爵。

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

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愧德，其唯武王。

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

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

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齐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谥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

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此诸天子，可也。

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

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

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

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六君。

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

而《魏书？

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

至若诸侯无谥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

天子见黜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郏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

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驰。

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

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

若王《晋》之《处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

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

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僣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

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

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阡而已。

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

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实同儿戏。

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

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

史论立言。

理当雅正。

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

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

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

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丕。

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

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

用舍之道，其例无恒。

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

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

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

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

班固踵武，仍加祖述。

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

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

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

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

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

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

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

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

向居刘末，职才卿士。

昭穆既疏，家国又别。

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

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

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

君未系颈，且云秦国。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

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

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

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

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

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

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

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

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

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

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

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

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

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

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

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

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

行之一时，庶叶权道。

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

表志异体，不必相涉。

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

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

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

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

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

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

如斯舛谬，不可胜纪。

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