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称谓第十四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

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

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

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

尧有八眉，夔唯一足。

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

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

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

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

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

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

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

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

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

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

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

至于近代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

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

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

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

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

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

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

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

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君讳思泰，其先广平郡人也。

昔远祖官于魏朝，遂为邺人也。

祖、父基并晦迹韬光之士也。

君禀坤和之气，挺岐嶷之姿。

少小而儒，行薬。

身成而沐道浴义，而能高尚不仕。

琴觞通时，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春秋六十有七，以圣武二年四月廿□日终于私第。

夫人胡氏，六行夙彰，三从早着。

事舅姑而婉顺，处夫子而坚明。

为母则贤，为妇则孝，虽鸿妻班女未可同年而语焉。

岂其风树难停，尺波易往。

千寻玉树，俄閟于九泉。

邕邕令仪，具沈于逝水。

春秋六十有二，以圣武二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即以天成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迁葬于邺县西南八里平原，礼也。

前洹水，后天平，左铜台，右行岭。

嗣子璆、次子暹等哀号露序，痛贯风枝。

举泪栢而长号，感蓼莪而罔极。

恐桑海之□变，异金石之无忘。

见托不才敢杨其美。

词曰： 惟祖惟父兮，晦迹林园。

君之处世兮，亦象其贤。

□涯溘至兮，委质重泉。

一归冥寞，万古皆然。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

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

班固踵武，仍加祖述。

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

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

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

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

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

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

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

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

向居刘末，职才卿士。

昭穆既疏，家国又别。

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

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

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

君未系颈，且云秦国。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

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

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

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

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

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

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

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

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

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

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

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

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

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

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

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

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

行之一时，庶叶权道。

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

表志异体，不必相涉。

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

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

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

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

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

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

如斯舛谬，不可胜纪。

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

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

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

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

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

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

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

《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

《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

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

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

胶柱调瑟，不亦谬欤！

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

《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

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

一成其例，莫之敢移。

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

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

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

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

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

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

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

沈录金行，上羁刘主。

魏刊水运，下列高王。

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

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

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

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

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

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

如班《书？

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

降为后书，持续前史。

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

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

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盘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

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

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

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

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

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

”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

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

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

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

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

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曰志，何之元、刘璠曰典。

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

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

案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

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

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若乃史传杂篇，区分类聚，随事立号，谅无恒规。

如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

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

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

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

而何氏《中兴》，易志为记，此则贵于革旧，未见其能取新。

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

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

至如陈、项诸雄，寄编汉籍。

董、袁群贼，附列《魏志》。

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

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

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

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

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

字烦者唯书姓氏，若毋将、盖、郑、诸葛传是也。

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袁、四张、二公孙传是也。

如此标格，足为详审。

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

窃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

《春秋》万国，事具《传》中。

读者研寻，篇中自晓，何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

自兹已降，多师蔚宗。

魏收因之，则又甚矣。

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主，则云僣晋司马叡、岛夷刘裕。

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私署凉王李暠。

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

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隗嚣。

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皆一二具言，无所不尽者也。

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

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

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

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

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

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

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迨华峤《后汉》，多同班氏。

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

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

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

后来所作，他皆若斯。

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

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

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

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

滥觞笔迹，容或可观。

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譬夫方朔始为《客难》，续以《宾戏》、《解嘲》。

枚乘首唱《七发》，加以《七章》、《七辩》。

音辞虽异，旨趣皆同。

此乃读者所厌闻，老生之恒说也。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

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

左氏立传，显其区域。

科条一辨，彪炳可观。

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

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

邓、孙已下，遂蹑其踪。

史便中兴，于斯为盛。

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

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

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

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

案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

”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

又案百药《齐书》例云：“人有本行字者，今并书其名。

”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

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

又《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

”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

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

所谓画蛇而加以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至于题目失据，褒贬多违，斯并散在诸篇，此可得而略矣。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史官所撰，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

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

丘明“君子曰” 者，其义实在于斯。

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

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

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

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

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

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

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

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

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

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

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

观过知仁，斯之谓矣。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

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

项羽重瞳，岂舜苗裔。

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

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

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

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

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

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

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

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

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

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

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

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

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

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

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

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

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

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