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因习第十八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史记》记载三个王朝的礼仪各有不同,《易经》也强调适应时代变化。史书只是记录事实,并没有改变,这就像是把柱子调整琴弦或者刻船寻找剑一样。 古代诸侯的死叫做“薨”,卿大夫的死叫做“卒”。《左氏传》记载楚国邓曼说:“国君在外面去世,对国家是一种福气。”郑国的子产说:“国君薨,大夫们到吊丧。”这就是证据。按照孔子修《春秋》的方法,确实可以使用这个规则。但是其他国家都使用“卒”,只有鲁国单独使用“薨”,这是有所区别的意思。马迁在《史记》中西伯以下的国王和侯爵们去世都统一使用“卒”,这难道是为了区别吗?为何贬低“薨”而使用“卒”呢? 在写鲁史的时候,不是把鲁国称为“鲁国”,写周书的时候,也不称周王为“周王”。《史记》是总结古今的事情,没有主次之分,所以提到汉祖的时候,大多使用“汉王”,这也没有负担。班氏将《史记》分裂,起名为《汉书》,在描述高祖为公、王时,却没有去掉沛、汉这两个字。一切来自不同地方归附汉朝的文书都被归为汉文。从班《书》开始,这个错误就产生了;一直延续到仲豫,错误依然存在。一代一代沿袭下来,早已没有人觉察到。 《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陈涉的子孙一直到现在都继续享用血食。《汉书》中又有《涉传》,详细介绍了迁徙历程。按照迁徙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孝武时代;按照固守的说法,是指孝明时代。事情发生了一百年,说法却相同。这样看来,陈氏的后裔能流落到东京吗?这肯定不可能的。《汉书》还说:“严君平去世后,蜀人一直称他。”皇甫谧在《高士传》中有完整的记录。孟坚、士安生活的时代相隔很久,现在的说法岂能一样?班氏的习惯恰恰不是这样,谧的坚持也是错误的。迷迷糊糊,为何如此固执呢! 何法盛在《中兴书·刘隗录》中称狱事细节为《刑法说》,照检志看,没有这样的说法。 接着臧氏的《晋书》、梁朝的《通史》,在记载大连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说法,志书中也没有文字,传记也只是虚构。这又是不精确的问题,与玄晏一样。 班氏和马迁的传记中,都详细列举了人物的姓名和身份。特别相似的,就统一称为一个头衔,比如《刺客》、《日者》、《儒林》、《循吏》等。范晔把标题移到传记开头,将姓名列在传记中间,并在列传之下注明《列女》、《高隐》等标题。只要姓名已经描述清楚,标题也已经明显,那么邓禹、寇恂的开始,应该美其名为“公辅”;岑彭、吴汉的前面,应该标注为“将帅”。 类似的还有很多,不仅仅是《列女》、《孝子》、《高隐》、《独行》。 魏书写的时候,标榜南国,桓、刘一族,统称为《岛夷》。这样,从江以东,都成了土著服饰之地。到了写《刘昶》、《沈文秀》等传记时,叙述他们的爵位,与华族并无差别。难道还有国家的臣民共同的土地,父子同姓,像阖闾、季札那样导致土风的差异;孙策、虞翻等人才成了蛮族和华夏的隔离。寻找过去的例子,还没有听说过。 当晋朝宅在江淮之间,是合法的皇室继承,他们嫉妒那些雄图伟业的人,称他们为盗贼。所以阮氏在《七录》中,将田、范、裴、段等人记在一起,《刘、石、符、姚》等人则写了另外的书,题为《伪史》。隋朝接受统治后,全国称家,没有国家之爱恨,人们没有彼此之分,但是有人编写了《隋书·经籍志》,又把众多的书归类为阮《录》。国家有伪书之存在,也是有来由的。比如杜宇自称帝王,勾践自称王,孙权建立了鼎立之业,萧詧成了宇文的爪牙,扬雄写了《蜀纪》,子贡写了《越绝》,虞裁写了《江表传》,蔡述写了《后梁史》。综合来看,他们都是伪书,可以合并成一部。为何只取东晋一世16家呢? 王室即将崩溃,霸业开始构架时,必然会有忠臣义士,舍生忘死。比如韦、耿谋刺杀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的史臣称他们为贼,只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局势,难以直言。还有荀济、元瑾,被兰摧于孝靖时期,王谦、尉迥,被宇文季时代压制,李刊编写了齐史,颜述写了隋篇,没有逼迫和恐惧,事情需要改正,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说这些君主是叛逆。这样写作,该怎么赞扬和批评呢? 汉代曾经有个修奏记的官员,在偷走葛龚所作的奏记后,就提供了其他的文章,并没有改变原著的名字和姓名,当时的人们说:“作奏虽然很好,但还是应该去掉葛龚。”邯郸氏在撰写《笑林》时,就放上了这个作品。唉呀!



史通·内篇·邑里第十九

〔刘知几〕 〔唐〕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

〔刘知几〕 〔唐〕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

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

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

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

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

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

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

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史通·内篇·浮词第二十一

〔刘知几〕 〔唐〕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

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

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

所谓说事之端也。

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

所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

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

”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

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

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

”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

”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

躬为逆上,名隶恶徒。

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

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

”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

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

今之记事也则不然。

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

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

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

《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

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

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

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

自余所说,多类如此。

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

作俪蛮夷,抑惟秦、晋。

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

奢言无限,何其厚颜!

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

”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

”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

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

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

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

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

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

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

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

”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

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

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

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词,撮其机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

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

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回文

〔陆龟蒙〕 〔唐〕

静烟临碧树,残雪背晴楼。

冷天侵极戍,寒月对行舟。

史通·内篇·叙事第二十二

〔刘知几〕 〔唐〕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

”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

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

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

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

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

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

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

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

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

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

商书,灏灏尔。

周书,噩噩尔。

下周者,其书憔悴乎?

”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

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

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

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

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

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

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

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

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

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

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简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

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

逮晋已降,流宕逾远。

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

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

《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

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

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

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

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

”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

”《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

”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

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

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

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

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

”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

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

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

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

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

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

嗟乎!

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

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

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

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

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

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

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

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

《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

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

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

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

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

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

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

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

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

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

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

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

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

《国》、《晋》已降,烦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

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

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

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

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

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

子乃封王,名非鲁、卫。

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

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

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

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

邦国初基,皆云草昧。

帝王兆迹,必号龙飞。

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

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

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

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

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

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

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

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

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

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

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

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

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

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

至如翼犍,昭成原讳。

黑獭,周文本名。

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

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

重耳、黑臀,名之鄙也。

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

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

河边之狗,著于谣咏。

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

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

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

”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右妄饰)

大燕故程府君墓志铭

〔无名氏〕 〔唐〕

君讳思泰,其先广平郡人也。

昔远祖官于魏朝,遂为邺人也。

祖、父基并晦迹韬光之士也。

君禀坤和之气,挺岐嶷之姿。

少小而儒,行薬。

身成而沐道浴义,而能高尚不仕。

琴觞通时,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春秋六十有七,以圣武二年四月廿□日终于私第。

夫人胡氏,六行夙彰,三从早着。

事舅姑而婉顺,处夫子而坚明。

为母则贤,为妇则孝,虽鸿妻班女未可同年而语焉。

岂其风树难停,尺波易往。

千寻玉树,俄閟于九泉。

邕邕令仪,具沈于逝水。

春秋六十有二,以圣武二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即以天成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迁葬于邺县西南八里平原,礼也。

前洹水,后天平,左铜台,右行岭。

嗣子璆、次子暹等哀号露序,痛贯风枝。

举泪栢而长号,感蓼莪而罔极。

恐桑海之□变,异金石之无忘。

见托不才敢杨其美。

词曰: 惟祖惟父兮,晦迹林园。

君之处世兮,亦象其贤。

□涯溘至兮,委质重泉。

一归冥寞,万古皆然。

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

〔刘知几〕 〔唐〕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史通·内篇·载文第十六

〔刘知几〕 〔唐〕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

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

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

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

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

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

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

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

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

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

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

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

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

至于近代则不然。

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

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

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

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

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

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

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

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

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

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

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

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

〔刘知几〕 〔唐〕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

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

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

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

尧有八眉,夔唯一足。

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

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

此之乖滥,往往有旃。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

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史通·内篇·称谓第十四

〔刘知几〕 〔唐〕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

”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

” 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

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

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

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马迁撰《史记》,项羽僣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

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

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

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

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

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

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

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

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

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

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僣帝者皆称之以王。

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

杞用夷礼,贬同子爵。

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

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愧德,其唯武王。

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

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

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齐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谥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

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此诸天子,可也。

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

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

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

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六君。

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

而《魏书?

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

至若诸侯无谥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

天子见黜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郏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

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驰。

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

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

若王《晋》之《处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

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

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僣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

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

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阡而已。

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

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实同儿戏。

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

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

史论立言。

理当雅正。

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

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

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

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丕。

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

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

用舍之道,其例无恒。

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

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

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