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

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

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

且愿风留着，惟愁日炙燋。

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

鸡声春晓上林中，一声惊落虾蟆宫。

二声唤破枕边梦，三声行人烟海红。

平旦慵将百雏语，蓬松锦绣当阳处。

愧君饮食长相呼，为君昼鸣下高树。

已讶游何远，仍嗟别太频。

离容君蹙促，赠语我殷勤。

迢遰天南面，苍茫海北漘。

诃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

蓊郁三光晦，温暾四气匀。

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

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

土民稀白首，洞主尽黄巾。

战舰犹惊浪，戎车未息尘。

红旗围卉服，紫绶裹文身。

面苦桄榔裛，浆酸橄榄新。

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

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

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

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

天黄生飓母，雨黑长枫人。

回使先传语，征轩早返轮。

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

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

尝闻君子诫，忧道不忧贫。

莫叹万重山，君还我未还。

武关犹怅望，何况百牢关。

与君青眼客，共有白云心。

不相东山去，日令春草深。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

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

先述厥生，次显名字。

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

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

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

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

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

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

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

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

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

包括所及，逾于本书远矣。

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竞学孟坚，从风而靡。

施于家谍，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

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

载之于传，不其愧乎！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

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

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

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

”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

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

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

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

何则？

身兼自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

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

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

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

淳维、李陵，俱称拓拔之始。

河内马祖，迁、彪之说不同。

吴兴沈先，约、烱之言有异。

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

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失之弥远者矣。

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

致敬他亲，人斯悖德。

凡为叙传，宜详此理。

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

”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

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

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

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

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

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

《山栖》一志，直是文章。

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

嗟乎！

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

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

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

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

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

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

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

此其大较也。

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

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

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

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

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

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

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

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

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

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

岂拘于时乎？

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

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

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

何其益陋也？

”嗟乎！

拘时之患，其来尚矣。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

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

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

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

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

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

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

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

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

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

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何者？

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

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

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

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此其所失也。

”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

此其大较也。

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

子曰：“于予何诛？

”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

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

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

惜哉！

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

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

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

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

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

爰及近古则不然。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

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

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

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

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

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

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

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

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

载之简策，一何辞费？

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

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

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

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

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

具之史牍，夫何足观？

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

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

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

此实家谍，非关国史。

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

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

何则？

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

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

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

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

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

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

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

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

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

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

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

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

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

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

且无二君，何我之有？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

齐桓行霸，兴亡继绝。

《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

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

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

”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

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

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

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

三《传》并兴，各释经义。

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

记某事也。

”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

记异也。

”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

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

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

’”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

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

’”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

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

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

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

何则？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

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

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

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

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

”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

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

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

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

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

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

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

”曰“姓张。

”“张长史乎？

”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

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

”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

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

”秋八月，叔辄卒。

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

”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

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

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

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

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

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

俗而不典，二难也。

书不实录，三难也。

赏罚不中，四难也。

文不胜质，五难也。

”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

呜呼！

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

后来明达，其鉴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