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覈才第三十一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

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

先述厥生，次显名字。

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

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

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

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

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

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

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

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

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

包括所及，逾于本书远矣。

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竞学孟坚，从风而靡。

施于家谍，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

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

载之于传，不其愧乎！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

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

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

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

”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

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

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

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

何则？

身兼自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

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

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

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

淳维、李陵，俱称拓拔之始。

河内马祖，迁、彪之说不同。

吴兴沈先，约、烱之言有异。

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

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失之弥远者矣。

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

致敬他亲，人斯悖德。

凡为叙传，宜详此理。

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

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

且愿风留着，惟愁日炙燋。

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

鸡声春晓上林中，一声惊落虾蟆宫。

二声唤破枕边梦，三声行人烟海红。

平旦慵将百雏语，蓬松锦绣当阳处。

愧君饮食长相呼，为君昼鸣下高树。

已讶游何远，仍嗟别太频。

离容君蹙促，赠语我殷勤。

迢遰天南面，苍茫海北漘。

诃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

蓊郁三光晦，温暾四气匀。

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

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

土民稀白首，洞主尽黄巾。

战舰犹惊浪，戎车未息尘。

红旗围卉服，紫绶裹文身。

面苦桄榔裛，浆酸橄榄新。

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

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

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

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

天黄生飓母，雨黑长枫人。

回使先传语，征轩早返轮。

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

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

尝闻君子诫，忧道不忧贫。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

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

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

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

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

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

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

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

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

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

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何者？

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

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

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

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此其所失也。

”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

此其大较也。

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

子曰：“于予何诛？

”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

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

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

惜哉！

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

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

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

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

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

爰及近古则不然。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

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

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

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

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

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

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

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

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

载之简策，一何辞费？

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

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

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

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

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

具之史牍，夫何足观？

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

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

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

此实家谍，非关国史。

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

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

何则？

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

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

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

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

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

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

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

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

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

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

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

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

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

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

且无二君，何我之有？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

齐桓行霸，兴亡继绝。

《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

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

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

”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

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

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

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

三《传》并兴，各释经义。

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

记某事也。

”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

记异也。

”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

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

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

’”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

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

’”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

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

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

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

何则？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

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

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

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

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

”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

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

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

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

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

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

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

”曰“姓张。

”“张长史乎？

”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

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

”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

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

”秋八月，叔辄卒。

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

”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

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

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

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

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

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

俗而不典，二难也。

书不实录，三难也。

赏罚不中，四难也。

文不胜质，五难也。

”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

呜呼！

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

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

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

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

《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

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

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

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

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

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

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

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

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

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

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

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

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

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

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

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

夜光之璧，不能无类。

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

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

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

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

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

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

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

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

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

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

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

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

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刊之国史，以为格言。

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

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

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

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

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

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

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

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

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

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

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

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

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

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

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

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

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

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

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

爱憎之道，岂若是邪？

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

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

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

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

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

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

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

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

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

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

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

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

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

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

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

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

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

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

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

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

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

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

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

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

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

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

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

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

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

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

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