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在古代的三坟、五典、春秋、梼杌等书中,记载了上代帝王和中古诸侯的事迹。这些记录在历代间被用作格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传的书籍,比如神农尝药记录了《本草》,夏禹敷土记录了《山经》,《世本》记录了姓氏的起源,而《家语》记载了孔氏的言论。这些记载小说的作品,自成一派。 能与正史进行比肩的,也有一定来源。 及至近古,这种渐渐变得繁琐起来。史家们开辟了不同的道路,各自忙碌着。根据不同的方法,可以分为十类:一类是偏纪,二类是小录,三类是逸事,四类是琐言,五类是郡书,六类是家史,七类是别传,八类是杂记,九类是地理书,十类是都邑簿。因为帝王有着早有始有终的命运,作者的著述也有详略之分。 有些有权有势者只记述当时的事,没有延续到下一代,比如陆贾的《楚汉春秋》,乐资的《山阳载记》,王韶的《晋安陆纪》和姚最的《梁后略》。这些被称为偏纪。天下之各地,人物众多,要求详尽记载行事的也很少见,只能挑选其中已知的,编写短篇,比如戴逵的《竹林名士》,王粲的《汉末英雄》,萧世诚的《怀旧志》,卢子行的《知己传》。这些被称为小录。国史的任务是记录事情和言论,但是人们的视听有限,肯定会有遗漏。于是,对于好奇的人来说,填补了这些缺失,比如和峤的《汲冢纪年》,葛洪的《西京杂纪》,顾协的《琐语》,谢绰的《拾遗》。这些被称为逸事。街头巷尾的谈论,时常有可观之处,小说中的琐碎言论,与其说是人们的津津乐道,不如说是有学问的。所以热衷于这些的君子,毫不放弃地记载下来,比如刘义庆的《世说》,裴荣期的《语林》,孔思尚的《语录》,阳玠松的《谈薮》。这些被称为琐言。肉、颖的奇士,江、汉的英灵,他们的事迹发生在光荣的郡国。所以,他们的同乡学者记载下来,比如圈称的《陈留耆旧》,周斐的《汝南先贤》,陈寿的《益部耆旧》,虞预的《会稽典录》。这些被称为郡书。高门显贵,代代传承德行,有才子继承家庭,思念父母。于是记录下他们的先人,传承给后人,比如扬雄的《家谍》,殷敬的《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这些被称为家史。贤士和贞女,聚集在一起,虽然行为不同,但是目标相同。于是有人为其所喜爱的事情写下记录,比如刘向的《列女》,梁鸿的《逸民》,赵采的《忠臣》,徐广的《孝子》。这些被称为别传。阴阳之理,自然之道,变成为工艺,为什么不记录下来呢?寻找奇怪的事物,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传闻,比如祖台的《志怪》,干宝的《搜神》,刘义庆的《幽明》,刘敬叔的《异苑》。这些被称为杂记。 九州的土地,万国的山川,物产各异,风俗各异,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记载,足以了解这个地方,比如盛弘的《荆州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辛氏的《三秦》,罗含的《湘中》。这些被称为地理书。帝王的家乡,列圣的足迹,建



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刘知几〕 〔唐〕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史通·内篇·辨职第三十五

〔刘知几〕 〔唐〕

夫设官分职,儜绩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

昔汉文帝幸诸将营,而目周亚夫为真将军。

嗟乎!

必于史职求真,斯乃特为难遇者矣。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昔鲁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势。

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

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

案《晋起居注》载康帝诏,盛称著述任重,理藉亲贤,遂以武陵王领秘书监。

寻武陵才非河献,识异淮南,而辄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诸称职,无闻焉尔。

既而齐撰礼书,和士开总知。

唐修《本草》,徐世勣监统。

夫使辟阳、长信指挥马、郑之前,周勃、张飞弹压桐、雷之右,斯亦怪矣。

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

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

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

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

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

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落为谣,拜职辨名,洛中以职闲为说。

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曾试论之,世之从仕者,若使之为将也,而才无韬略。

使之为吏也,而术靡循良。

使之属文也,而匪闲于辞赋。

使之讲学也,而不习于经典。

斯则负乘致寇,悔吝旋及。

虽五尺儿童,犹知调笑者矣。

唯夫修史者则不然。

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而人莫之省也。

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而人莫之见也。

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

可以养拙,可以藏愚,绣衣直指所不能绳,强项申威所不能及。

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

凡有国有家者,何事于斯职哉!

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又语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观历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戏,而竟不废其职者,盖存夫爱礼,吝彼典刑者乎!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

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

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

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

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

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

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史通·内篇·自叙第三十六

〔刘知几〕 〔唐〕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

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

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

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

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

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

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

”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

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

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

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

次又读《史》、《汉》、《三国志》。

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

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

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

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

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

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

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

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

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

所有扬榷,得尽怀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入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

其文不刊,为后王法。

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

嗟予小子,敢当此任!

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

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

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

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

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

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

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

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

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

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

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

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

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

嗟乎!

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

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郁怏孤愤,无以寄怀。

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

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

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

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

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

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

史公著书,是非多谬。

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

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

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

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

五常异,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

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

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懘不芥者矣。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

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

获罪于时,固其宜矣。

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

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

”抑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

而予辄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

何者?

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

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

其似一也。

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

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

悠悠尘俗,共以为愚。

其似二也。

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训之。

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

其似三也。

扬雄少为范踆、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

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扬》、《羽猎》之流耳。

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

既绝窥逾,故加讥诮。

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

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

其似四也。

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

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

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

何者?

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

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

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

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

嗟乎!

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

后之识者,无得而观。

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

〔刘知几〕 〔唐〕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

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称不朽乎?

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俣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干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

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 《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

”《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

”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

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至于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

降及战国,史氏无废。

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

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

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

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

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

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法归周。

”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

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

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

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

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

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叙事如《春秋》。

及谈卒,子迁嗣。

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

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

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

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其义也。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

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

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

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

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

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

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

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

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至若偏隅僣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

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

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

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

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侯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覈为其右。

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

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

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

蜀李与西凉朝记事,委之门下。

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

自馀伪主,多置著作宫,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

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

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

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

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

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

凡经二十余年,其事缺而不载。

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

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

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

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

”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缺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

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

凡有笔削,毕归馀官。

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

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

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馀宫兼掌。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

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

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人,职与舍人同。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

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

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

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

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

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

今为载笑之别曹,立言贰职。

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又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

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

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

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

”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

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

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

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

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

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

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

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何者?

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

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

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

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

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

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

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

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

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

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

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

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

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

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

载之碑碣,增其壮观。

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此其效欤。

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

〔刘知几〕 〔唐〕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

《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

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

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

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

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

”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

”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

右说三坟五典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

周监二代,各有书籍。

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

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

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

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

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

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

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

《古文尚书》者,即孔忠所藏,科斗之文字也。

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

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

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说。

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

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

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

至于后汉,孔子之本遂绝。

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

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

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

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

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

古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右说《尚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

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

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

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

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

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

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

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

右说《春秋》。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

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

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

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国语》,二十一篇。

斯盖采书、志等文,非唯鲁之史记而已。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

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右说《左传》。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

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

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

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

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

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代焉。

右说《史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灵。

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于是采其旧事。

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

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书系,悉录家书封上。

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

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

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

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

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

其八表乃《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

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乃诏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命秘书给纸笔。

经五六年乃就。

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

右说《汉书》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

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

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

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于单、西羌传、地理志。

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思安等后,《儒林列传》入崔篆诸人。

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

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纪》。

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

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

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

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

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

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

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元兴武,终于孝献,录世十二,编年二百,通综上下,旁引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九十七篇。

其十典竟不成而卒。

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

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

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

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

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说《后汉书》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

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

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

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

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

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

并作之中,曜、莹为首。

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

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

夏侯湛时亦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已草而罢。

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戒,有益风化,愿垂采录。

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

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

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右说《三国志》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

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

先是,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

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

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

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

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

亮给其纸笔,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

咸康六年,始诣阙奏上。

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

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铨所修。

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

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

晋江左史官,自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

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

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

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

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十二、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

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

右说《晋书》。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

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

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

松之寻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

孝建初,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

宝生被诛。

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

爰因何、山、苏所述,勒成一书,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虚,难以取信。

自永光已后,至禅让十余年中,阙而不载。

至齐著作沈约,更补缀所遗,制成新史。

始自义熙肇号,终乎升明三年。

为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传,名曰《宋书》。

永明末,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

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

”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

右说《宋书》。

齐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

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

梁天建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

诏付秘阁。

起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

为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

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

”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

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

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

右说《齐书》。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

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

庐江何之元、沛国刘璠以所闻见,穷其始末,各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

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

但既当朝务,兼知国史,至于陈亡,其书不就。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

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繁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

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

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荏苒,竟未绝笔。

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三史。

于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

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今并行世焉。

右说《梁书》、《陈书》。

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光帝,聪怒而诛之。

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

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

其后又令王兰、陈安、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

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

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

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

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

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

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

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

蜀初号曰成,后改称汉。

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之书》十卷。

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

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前凉,张骏十五年,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

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

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

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

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十不一存。

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

先是,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

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

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

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

后秦,扶风马僧虔、何东卫隆景并著《秦史》。

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

泓从弟和都,仕魏为佐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

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

西凉与西秦,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

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沮渠氏,郭韶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

唯有四者可知,自馀不详谁作。

魏氏黄门侍郎崔鸿,乃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

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

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

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

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右说《十六国春秋》。

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纪,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

暨乎明元,废而不述。

神□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鉴、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

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

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前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

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

自是遂废史官。

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记。

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

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缉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

如是者五六岁。

所成篇卷,模有力焉。

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

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

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

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

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

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

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目击>仲让、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编次。

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

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

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

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

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

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

迁怒所至,毁及高曾。

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

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

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

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

群怨谤声不息。

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

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

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

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

合纪、传、论例,总九十二篇。

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佐之。

会素薨而止。

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焉。

右说《魏书》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

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唯记行师,不载它事。

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

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

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时有六卷。

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

自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

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

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云。

右说《北齐书》。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

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

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

右说《后周书》。

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

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

炀帝世,惟有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

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

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时。

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

事具于上。

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

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

书成,下于史阁。

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

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

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

太宗崩后,刊勒始成。

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称为《五代史志》。

右说《隋书》。

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

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录”。

迄乎三帝,世有其书。

贞观初,姚思兼廉撰纪传,粗成三十卷。

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

虽云繁杂,时有可观。

龙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

更增前作,混成百卷。

如《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

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

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必方诸魏伯起,亦犹张衡之蔡邕焉。

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笑。

惜其短岁,功业未终。

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

凤及以喑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撰录,皆索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

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

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杼,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

故阅其篇第,岂谓可观。

披其章句,不识所以。

既而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

由是皇家旧事,残缺殆尽。

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二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

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

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

自馀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右说《唐书》。

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刘知几〕 〔唐〕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史通·内篇·烦省第三十三

〔刘知几〕 〔唐〕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

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

是班不如马也。

”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

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

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

何者?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

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

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

鲁史所书,实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

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

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

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

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

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

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

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

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

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

邑老乡贤,竞为别录。

家牒宗谱,各成私传。

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

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

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

是以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

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

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

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

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犠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城者讴华以弃甲。

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

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

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

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

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

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犠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

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

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

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

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

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

后之所书,其审如此。

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

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

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

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其斯之谓也。

萧驸马宅花烛

〔王昌龄〕 〔唐〕

青鸾飞入合欢宫,紫凤衔花出禁中。

可怜今夜千门里,银汉星回一道通。

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鸬鹚堰

〔王维〕 〔唐〕

乍向红莲没,复出清蒲扬。

独立何褵褷,衔鱼古查上。

真娘墓

〔李绅〕 〔唐〕

一株繁艳春城尽,双树慈门忍草生。

愁态自随风烛灭,爱心难逐雨花轻。

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尘有梵声。

还似钱塘苏小小,只应回首是卿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