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自叙第三十六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

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称不朽乎？

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俣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干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

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 《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

”《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

”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

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至于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

降及战国，史氏无废。

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

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

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

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

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

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法归周。

”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

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

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

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

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

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叙事如《春秋》。

及谈卒，子迁嗣。

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

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

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

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其义也。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

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

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

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

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

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

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

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

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至若偏隅僣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

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

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

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

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侯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覈为其右。

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

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

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

蜀李与西凉朝记事，委之门下。

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

自馀伪主，多置著作宫，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

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

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

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

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

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

凡经二十余年，其事缺而不载。

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

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

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

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

”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缺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

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

凡有笔削，毕归馀官。

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

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

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馀宫兼掌。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

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

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人，职与舍人同。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

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

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

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

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

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

今为载笑之别曹，立言贰职。

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又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

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

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

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

”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

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

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

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

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

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

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

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何者？

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

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

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

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

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

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

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

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

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

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

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

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

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

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

载之碑碣，增其壮观。

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此其效欤。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

《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

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

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

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

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

”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

”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

右说三坟五典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

周监二代，各有书籍。

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

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

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

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

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

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

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

《古文尚书》者，即孔忠所藏，科斗之文字也。

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

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

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说。

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

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

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

至于后汉，孔子之本遂绝。

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

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

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

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

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

古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右说《尚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

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

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

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

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

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

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

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

右说《春秋》。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

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

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

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国语》，二十一篇。

斯盖采书、志等文，非唯鲁之史记而已。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

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右说《左传》。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

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

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

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

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

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代焉。

右说《史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灵。

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于是采其旧事。

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

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书系，悉录家书封上。

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

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

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

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

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

其八表乃《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

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乃诏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命秘书给纸笔。

经五六年乃就。

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

右说《汉书》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

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

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

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于单、西羌传、地理志。

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思安等后，《儒林列传》入崔篆诸人。

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

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纪》。

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

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

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

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

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

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

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元兴武，终于孝献，录世十二，编年二百，通综上下，旁引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九十七篇。

其十典竟不成而卒。

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

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

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

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

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说《后汉书》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

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

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

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

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

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

并作之中，曜、莹为首。

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

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

夏侯湛时亦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已草而罢。

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戒，有益风化，愿垂采录。

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

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

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右说《三国志》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

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

先是，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

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

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

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

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

亮给其纸笔，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

咸康六年，始诣阙奏上。

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

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铨所修。

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

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

晋江左史官，自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

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

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

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

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十二、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

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

右说《晋书》。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

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

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

松之寻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

孝建初，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

宝生被诛。

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

爰因何、山、苏所述，勒成一书，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虚，难以取信。

自永光已后，至禅让十余年中，阙而不载。

至齐著作沈约，更补缀所遗，制成新史。

始自义熙肇号，终乎升明三年。

为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传，名曰《宋书》。

永明末，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

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

”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

右说《宋书》。

齐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

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

梁天建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

诏付秘阁。

起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

为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

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

”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

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

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

右说《齐书》。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

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

庐江何之元、沛国刘璠以所闻见，穷其始末，各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

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

但既当朝务，兼知国史，至于陈亡，其书不就。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

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繁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

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

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荏苒，竟未绝笔。

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三史。

于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

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今并行世焉。

右说《梁书》、《陈书》。

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光帝，聪怒而诛之。

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

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

其后又令王兰、陈安、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

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

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

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

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

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

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

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

蜀初号曰成，后改称汉。

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之书》十卷。

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

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前凉，张骏十五年，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

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

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

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

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十不一存。

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

先是，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

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

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

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

后秦，扶风马僧虔、何东卫隆景并著《秦史》。

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

泓从弟和都，仕魏为佐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

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

西凉与西秦，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

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沮渠氏，郭韶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

唯有四者可知，自馀不详谁作。

魏氏黄门侍郎崔鸿，乃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

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

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

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

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右说《十六国春秋》。

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纪，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

暨乎明元，废而不述。

神□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鉴、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

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

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前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

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

自是遂废史官。

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记。

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

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缉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

如是者五六岁。

所成篇卷，模有力焉。

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

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

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

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

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

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

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目击>仲让、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编次。

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

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

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

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

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

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

迁怒所至，毁及高曾。

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

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

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

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

群怨谤声不息。

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

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

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

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

合纪、传、论例，总九十二篇。

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佐之。

会素薨而止。

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焉。

右说《魏书》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

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唯记行师，不载它事。

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

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

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时有六卷。

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

自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

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

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云。

右说《北齐书》。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

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

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

右说《后周书》。

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

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

炀帝世，惟有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

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

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时。

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

事具于上。

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

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

书成，下于史阁。

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

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

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

太宗崩后，刊勒始成。

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称为《五代史志》。

右说《隋书》。

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

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录”。

迄乎三帝，世有其书。

贞观初，姚思兼廉撰纪传，粗成三十卷。

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

虽云繁杂，时有可观。

龙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

更增前作，混成百卷。

如《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

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

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必方诸魏伯起，亦犹张衡之蔡邕焉。

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笑。

惜其短岁，功业未终。

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

凤及以喑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撰录，皆索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

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

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杼，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

故阅其篇第，岂谓可观。

披其章句，不识所以。

既而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

由是皇家旧事，残缺殆尽。

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二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

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

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

自馀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右说《唐书》。

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

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

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

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

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

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

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

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

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

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

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

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

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

何日王道平？

开颜睹天光。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

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

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

其于事也则不然。

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陶唐之御龙拜职。

夏氏之中衰也，其盗有后羿、寒浞。

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

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其事。

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

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

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

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

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

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

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

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

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

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

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

语其缺略，可胜道哉！

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

在于史籍，其义亦然。

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魏文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汉景帝曰：“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

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斯乃周公之格言。

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

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

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

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剌，在于鲁国，独无其章。

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为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

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

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今故讦其疑事，以著于篇。

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

”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

”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

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

此十六族也。

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

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

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

而尧亦不能去。

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不分，贤愚共贯。

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

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

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其疑一也。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

”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

”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

”而书云其地有城，以“囚尧”为号。

识者凭斯异说，颇为禅授为疑。

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

何者？

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

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

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其疑二也。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

”《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

”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

地总百越，山连五岭。

人风婐婳，地气歊瘴。

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

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

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

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

兼复二纪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

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迁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

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

其疑三也。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

”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

”凡此数事，语异正经。

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案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

夫唯益与伊尹见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

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

何者？

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

其事不成，自贻伊咎。

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

若启之诛益，亦由晋之杀玄乎？

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平？

其疑四也。

《汤誓序》云：“汤伐桀，战于鸣条。

”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惭德。

” 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

此则有异于《尚书》。

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

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

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

务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

汤乃即位无疑。

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

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

夫《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剪浮词，裁成雅诰，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者乎？

其疑五也。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

何者？

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

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

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

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

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

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

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于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

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平？

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杀武庚”。

案禄父即商纣之子也。

属社稷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枭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人莫二。

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生？

含齿戴发，何以为貌？

既而合谋二叔，徇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

议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为目。

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

其疑七也。

《论语》曰：“大矣！

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

”案《尚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

”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

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

又案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

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僣号而陵天子也。

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

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

及其殁也，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

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

其疑八也。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

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

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伋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

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

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

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犠者焉。

又案《春秋》，晋士蒍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

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

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

若夫子之论太伯也，不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

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

其疑九也。

《尚书·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

”《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

”案《尚书·君奭》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

召公不说。

”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

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

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

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

而周公自以不諴，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之宽阜陵，一何远哉！

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

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

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

如异于此，则无论焉。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

何者？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

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

至于远古则不然。

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

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

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

《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

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以来，未之有也。

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

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

何者？

睹仲由之不悦，则矢天厌以自明。

答言偃之弦歌，则称戏言以释难。

斯则圣人之设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

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

嗟夫！

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

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

而徒以研寻蠹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

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

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

傥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

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诗》赞《易》，其义既广，难以具论。

今惟摭其史文，评之于后。

何者？

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

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

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

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

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

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

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

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

地居冢嫡，药不亲尝。

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

必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

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

嫉恶之情，岂其若是？

其所未谕一也。

又案齐荼野幕之戮，事起阳生。

楚灵乾溪之缢，祸由观从。

而《春秋》捐其首谋，舍其亲弑，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

必如是，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洁，可行欺以激怒，遂倾瓶水以沃庭，俾废炉而烂卒。

斯亦罪之大者，奚不书弑乎？

其所未谕二也。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

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

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

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

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

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

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

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其所未谕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

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

戎实豺狼，非我族类。

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

其所未谕四也。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

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

如阳虎盗入于讙，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

且弓玉云亡，犹获显记。

城邑失守，反不沾书。

略大存小，理乖惩劝。

其所未谕五也。

案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

此《春秋》之例也。

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而恶、视之殂，直云“子卒”。

其所未谕六也。

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以上通谓之杀。

此《春秋》之例也。

案桓二年，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僖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大夫荀息”。

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

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

其所未谕七也。

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

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

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

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

且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

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

何者？

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

其所未谕八也。

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

“伯于阳”者何？

公子阳生也。

子曰：“我乃知之矣”。

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

”曰：“如尔所不知何？

”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

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

或沿或革，曾无定体，其所未谕九也。

又书事之法，其理宜明。

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

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

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

”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

” 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

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

《经》既不书，《传》又阙载，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未通于上国。

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

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晋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

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

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

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

凡书异国，皆取来告。

苟有所告，虽小必书。

如无其告，虽大亦阙。

故宋飞六鹢，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

晋灭三邦，大事也，以无告而阙之。

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

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

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乎？

其所未谕十一也。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

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

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

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其所未谕十二也。

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思之，莫究所以。

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 者欤？

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

如其与夺，诸谢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

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榷而为论，其虚美者有五焉。

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

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

隐、桓已上，难得而详。

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

又“获君曰止。

”“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

”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

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

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

而太史公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其虚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

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义安在？

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其虚美二也。

又案，《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

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

”公曰：“孰能？

”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

”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之犹名在策书。

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

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

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

”无乃乌有之谈欤？

其虚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画一。

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罔，而褒忌讳之辞也。

”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

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其虚美四也。

又案，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

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

而班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绝。

”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

其虚美五矣。

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语曰：“众善之，必察焉。

”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 寻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

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

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夫设官分职，儜绩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

昔汉文帝幸诸将营，而目周亚夫为真将军。

嗟乎！

必于史职求真，斯乃特为难遇者矣。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昔鲁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势。

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

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

案《晋起居注》载康帝诏，盛称著述任重，理藉亲贤，遂以武陵王领秘书监。

寻武陵才非河献，识异淮南，而辄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诸称职，无闻焉尔。

既而齐撰礼书，和士开总知。

唐修《本草》，徐世勣监统。

夫使辟阳、长信指挥马、郑之前，周勃、张飞弹压桐、雷之右，斯亦怪矣。

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

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

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

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

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

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落为谣，拜职辨名，洛中以职闲为说。

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曾试论之，世之从仕者，若使之为将也，而才无韬略。

使之为吏也，而术靡循良。

使之属文也，而匪闲于辞赋。

使之讲学也，而不习于经典。

斯则负乘致寇，悔吝旋及。

虽五尺儿童，犹知调笑者矣。

唯夫修史者则不然。

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而人莫之省也。

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而人莫之见也。

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

可以养拙，可以藏愚，绣衣直指所不能绳，强项申威所不能及。

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

凡有国有家者，何事于斯职哉！

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又语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观历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戏，而竟不废其职者，盖存夫爱礼，吝彼典刑者乎！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

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

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

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

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

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

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

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

是班不如马也。

”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

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

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

何者？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

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

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

鲁史所书，实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

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

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

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

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

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

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

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

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

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

邑老乡贤，竞为别录。

家牒宗谱，各成私传。

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

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

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

是以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

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

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

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

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犠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城者讴华以弃甲。

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

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

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

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

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

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犠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

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

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

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

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

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

后之所书，其审如此。

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

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

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

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其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