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归亭记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

九月，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馀人以告。

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

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馀石，佐其费。

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

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

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

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

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

又为之官粟，得五万二千馀石，平其价予民。

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

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

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

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

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

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

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

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

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

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

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

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

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

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

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

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

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

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

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

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

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保致仕，家于衢。

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

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

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

而是时，家事亦滋出。

由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淮、汴、睢、泗，出于京师。

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

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由浈阳之泷，至南海上。

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

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貙虺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

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

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

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

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

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

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

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

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

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

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

至于文章，平生之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

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

”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

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

酒阑歌罢玉尊空，青釭暗明灭。

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

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

中夜后、何事还惊起？

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

寸心万绪，咫尺千里。

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闽，故隶周者也。

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始并为闽中郡。

自粤之太末，与吴之豫章，为其通路。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

其途或逆坂如缘縆，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

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

非其土人，罕不踬也。

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

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

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

其水陆之险如此。

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陿多阻，岂虚也哉？

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

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

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

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

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

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

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

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

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馀功又及于此。

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

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

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

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

噫！

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

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

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

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

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

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

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

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

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

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

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

巩再拜。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

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

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

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

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请余言以为赠。

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

”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

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 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

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

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

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

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

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

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

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

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刘向所定着《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

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

其说既美矣。

率〈鲍本“率”作“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

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

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

〈鲍本无“也”字〉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

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

能勿苟而已矣。

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

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

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

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鲍本“法”上有“为”字〉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

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

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

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

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

岂必灭其籍哉？

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

《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