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芹十论·总叙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

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昡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毙矣。

何谓形？

小大是也。

何谓势？

虚实是也。

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

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

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巍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

然而堑留木柜，未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逾之矣。

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

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

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

未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

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为可疑。

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

是亦未详夫形、势之辨耳。

臣请得而条陈之： 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

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

沙漠之地，马所生焉。

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

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攻，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

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反于燕，其馀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

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

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

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

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

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

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馀，田宅罄于捶剥之酷，怨忿所积，其心不一。

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

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

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

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军、兀术辈之叶。

且骨肉间僭杀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

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

臣亦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

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也。

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

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

臣故曰：「形与势异」。

为陛下实深察之。

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

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

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

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

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

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

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

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

是皆未敢也。

然则如之何？

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

「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

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

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

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

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

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

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

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

呼之则驯，驯必致啮。

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

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曩者兀术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

」则是其情意欲和矣。

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

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

亶之弑，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

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

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

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

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

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

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

何以言之？

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

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

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

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

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

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

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

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于我？

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

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

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

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

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

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

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

〔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

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千干]，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

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

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

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

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馀矣。

」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

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

喜怒之既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

何则？

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

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

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

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

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

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

怒之方形，秦自若也。

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

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

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

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

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

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

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

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

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

有常产者困寠，无置锥者冻馁。

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

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也。

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

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

吁！

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

疑则臣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

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

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

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

如是，则一旦缓急。

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

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智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

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

冯妇虽攮臂，其为士笑之。

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

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

」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

」 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

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

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

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辨此。

吾见韩庐东郭踆俱毙而已。

」 臣亦谓吴不能以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愿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

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

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之位，其心盖侥幸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

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耳，无足怪者。

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

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事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勇之习纯用而不杂也。

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

臣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虚。

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就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馀壁者皆莫敢动。

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

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

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夫岂彼能逆知其势之必至于此耶？

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

固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

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

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

以顺居盛，犹有衰焉。

以逆居盛，固为衰乎？

臣之所谓理者此也。

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

今之议者皆痛惩往者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威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口，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

惩蝮蛇之毒，不能祥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

亦已过矣。

故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语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则臣固当为陛下言自治之策。

今之所以自治者不胜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优困，财用之半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窳，边备之废置，此数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

顾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难之而不敢发者，一曰：绝岁币，二曰都金陵。

臣闻今之所以待虏，以缗计者二百馀万，以天下之大而为生灵社稷计，曾何二百馀万之足云，臣不为二百馀万缗惜也。

钱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势相去亦无几矣，岂以为是数百里之远而遽有强弱之辨哉！

臣不为数百里计也。

然而绝岁币则财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则中原未可以遽复，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区区以是为言者，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养其气。

」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今则不然：待敌则恃欢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山湖之险，望实俱丧，莫此为甚。

使吾内之三军习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缓急将谁使之战哉！

借使战，其能必胜乎？

外之中原民心以为朝廷置我于度外，谓吾无事则知自备而已，有事则将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毙、为吾响应者，它日必无若是之捷也。

如是则敌人将安意肆志而为吾患。

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

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陛下间取其二百馀万缗者以资吾养兵赏劳之费，岂不为朝廷之利乎！

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

臣观虏人之情，玩吾之重战，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过一二年必以战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绝之，则彼亦将自沮，而权固在我矣。

议者必曰：「朝廷全盛时，西、北二虏亦不免于赂。

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虏倍西、北之势，虽欲不赂，得乎？

」臣应之曰：「是赵之所以待秦也。

」昔者秦攻邯郸而去，赵将割六县而与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

抑其力尚能进，且爱我而不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馀力矣。

必以倦而归矣。

」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归。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资之，是助秦自攻也。

」臣以为虞卿之所以谋赵者，是今日之势也。

且今日之势，议者固以东晋自卑矣。

求之于晋，彼亦何尝退金陵、输岁币乎？

臣窃观陛下圣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将凌跨汉唐、鞭笞异类，然后为称，岂能郁郁久居此者乎？

臣愿陛下酌古以御今，无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

古人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又曰：「作屋道边，三年不成。

」盖谋贵众、断贵独，惟陛下深察之。

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

何则？

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

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

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

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撄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

其所以得画江而守者，幸也。

且今虏人之情，臣固以论之矣，要不过以戍兵而入寇，幸成功而无内祸。

使之逾淮，将有民而扰之，有城而守之，则始足以为吾患。

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

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

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他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

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

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

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

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

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且环淮为郡凡几？

为郡之屯又几？

退淮而江为重镇，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跸之兵，其将皆有定营，其营皆有定数，此不可省也。

环淮必欲皆备，则是以有限之兵而用无所不备之策。

兵分势弱，必不可以折其冲。

以臣策之，不若聚兵为屯，以守为战，庶乎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

聚兵之说如何？

虏人之来，自淮而东必道楚以趣扬。

自淮而悉必道濠以趣真，与道寿以趣和。

自荆襄而来，必道襄阳以趣荆。

今吾择精骑十万，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而于扬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

虏攻山阳，则坚壁勿战，而虚盱眙高邮以饵之，使濠梁分其半与督府之兵横击之，或绝饷道，或要归途。

虏并力于山阳，则襄阳之师出唐、邓以扰之。

虏攻濠梁，则坚壁勿战，而虚庐寿以饵之，使山阳分其半与督府之兵亦横击之。

虏并力于濠梁，而襄阳之师亦然。

虏攻襄阳，则坚壁勿战，而虚郢复以饵之，虏无所获，亦将聚淮北之兵以并力于此，我则以濠梁之兵制其归，而山阳之兵自沐阳以扰沂海。

此政所谓：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

臣窃谓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矣。

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赵相攻，齐师救赵，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则魏兵释赵而自救，齐师因大破之于桂陵。

后唐庄宗与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盖尝蹙而不胜，其后用郭崇韬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

兵家形势，从古已然。

议者必曰：「我如捣虚以进，彼亦将调兵以拒进。

遇其实未见其虚。

」是大不然。

彼沿边为守，其兵不过数万，既已屯于三城之冲，其馀不容复多。

兵少而力不足，未能当我全师者，又非其所虑也。

又况彼纵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为之阻，则犹未足以为利。

我得中原，而箪壶迎降，民心自固，且将不为吾守乎？

如此则在我者甚坚，而在彼者甚瑕。

全吾所甚坚，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谓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复犯者此也。

呜呼！

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之哉！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

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

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后世。

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

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

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乎！

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

初犹骑行石齿间。

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

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

堕石井，锵然而鸣。

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

其上有鸟，黑如鸲鹆，赤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

稍西，一峰高绝，有蹊介然，仅可步。

系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筱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

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

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

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

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且暮，皆宿。

于时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

窗间竹数十竿相磨戛，声切切不已。

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

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

迟明，皆去。

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因追忆之。

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

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

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

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

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

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

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

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

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

自是不复好。

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

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

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

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

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漥隆，以为至妙矣。

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

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

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

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

一日，苍黄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

近岁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窠兄弟、李怀衮之流，皆不及也。

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永升辄嘻笑舍去。

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成。

尝与予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

永升今老矣，画亦难得，而世之识真者亦少。

如往日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画水，世或传宝之。

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

干拜。

违几舄十有馀年，祸患馀生，不复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贱之迹久自绝于门下。

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慰拳拳慕恋之私。

惟是有怀未吐而舟驭启行，深夜不敢造谒，坐局不敢离远，终夕展转如有所失。

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尽其才。

一旦有警，拔起于山谷之间，而委之以方面之寄。

明公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

虽然，今之所以用明公与其所以为明公用者，亦尝深思之乎？

古之立大功于外者，内不可以无所主，非张仲则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则充国无以行其计。

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

黑白杂揉、贤不肖混殽、佞谀满前、横恩四出。

国且自伐，何以伐人？

此仆所以深虑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审夫自治之策也。

国家以仁厚操驯天下士大夫之气，士大夫之论素以宽大长者为风俗。

江左人物素号怯懦，秦氏和议又从而销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

语文章者多虚浮，谈道德者多拘滞。

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复可得，况敢望其相与冒霜露、犯锋镝，以立不世之大功乎？

此仆所以又虑夫为明公用者，无其人也。

内之所以用我，与外之所以为我用者，皆有未满吾意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