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外篇·申左第五

夫史之繁文，已于《叙事篇》言之详矣然凡俗难晓，下愚不移。

虽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

盖语曰：“百闻不如一见。

”是以聚米为谷，贼虏之虚实可知。

画地成图，山川之形势易悉。

昔陶隐居《本草》，药有冷热味者，朱墨点其名。

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

由是区分有别，品类可知。

今辄拟其事，抄自古史传文有繁者，皆以笔点其繁上。

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

如其间有文句亏缺者，细书侧注于其右。

或回易数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

庶观者易悟，其失自彰。

知我摭实谈，非是苟诬前哲。

《孔子家语》曰：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

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

一年而亡。

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

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家语》曰：晋将伐宋，使觇之，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

觇者死，言于晋侯曰：宋阳门之介夫死，而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悦矣，宋始未可伐也。

《史记？

五帝本纪》曰：诸侯之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皆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

《夏本纪》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者，鲧之子也。

《项羽本纪》曰：项籍者，字羽，下相人也。

字羽。

初起时，年二十四。

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剪所杀者也。

燕子梁，梁，籍季父也。

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吕氏本纪》曰：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

生孝惠帝。

女鲁元太后公主。

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

高祖嫌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

又戚姬幸，常独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赵王如意以代太子。

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

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

赖大臣挣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无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孙纠，景公杀之。

景公卒，纠之子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

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

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礻耑秦。

即元公少子也。

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三王世家》曰：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

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

至今无位号，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

群臣私望，不敢越识而言。

窃不胜犬马之必，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

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

大司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

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

群臣私望，不敢越识而言。

臣切不胜犬马之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

惟陛下幸察。

制曰：下御史。

臣谨与史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曰：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

虑皇子未有号位。

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尊职愚蠢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

昧死请所立国名。

已上有言语相重者，今略点发如此。

但此一篇所记，全宜削除，今辄具列于斯，籍为鉴戒者尔。

凡为史者，国有诏诰，十分不当取其一焉。

故汉元帝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媮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悯焉。

永惟蒸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

其罢甘泉、建章宫卫士，各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及荀悦撰《汉纪》，略其文曰：“朕惟众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其罢甘泉、建章宫卫士，各令就农，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自余钞撮，他皆仿此。

近则天朝诸撰史者，凡有制诰，一字不遗。

唯去诏首称门下，诏尾去主者施行而已。

时武承嗣监修国史，见之大怒，谓史官曰：“公辈是何人？

而敢辄减诏书！

”自是史官写诏书，虽门下赞诏亦录。

后予闻此说，每嗢噱而已。

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繁碎则又甚于斯。

是知史官之愚，其来尚矣。

今之作者，何独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传》曰：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

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以征信陵君故事。

说者云：当战国之时，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

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名冠诸侯，有以也。

名冠诸侯不虚耳。

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鲁仲连传》曰：仲连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游好持高节。

游于赵。

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秦遂东围邯郸，赵王恐，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

魏安厘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阴，不进。

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号。

今齐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

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此时鲁连适游赵地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

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

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

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此，胜也何敢言事。

鲁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

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请为君责而归之。

平原君曰：胜请为绍则见之于先生。

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

新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之高士也。

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

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

新垣衍许诺，鲁仲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

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于平原君者也。

曷为久居此重围之中而不去？

鲁连……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

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且赵矣。

新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

鲁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嘻！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乌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鲁连曰：固也，吾将言之，……今秦万乘之国也，与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求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谢使者三，终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

……《屈原贾生传》曰：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

云云乃以谪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其词曰：……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后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鵩。

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恐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词曰：……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

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

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扁鹊仓公传》曰：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人也。

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

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与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

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乃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

……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

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

皆安受学？

受学几何岁？

尝有所验？

何县里人？

何病？

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

其悉而对。

臣意对曰：自意少时，喜医药。

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

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

庆年七十余，意得见事之。

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

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

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

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 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

”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

然尚未精也。

要事之三年所，即尝以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

今庆已死十年，臣意年尽三年，三十九岁也。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后，仍谓为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

《吴世家》云阖闾，《越世家》云勾践，每于其号上加“吴王”、“越王”字，句句未尝舍之。

《孟尝君》传曰：“冯公形容状貌甚辨。

”案形容、状貌同是一说，而敷演重出，分为四言。

凡如此流，不可胜载。

其《十二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

”又《屈原传》曰：“其文约，其辞微。

” 观子长此言，实有深鉴。

及自撰《史记》，榛芜若此，岂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乎？

《汉书·龚遂传》曰：上遣使者征遂。

议曹王生请从。

功曹以为王生素嗜酒，亡节度，不可使，遂不听。

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

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

”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 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

天子悦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

”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

”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为水衡都尉。

议曹王生为水衡丞《新晋书·袁宏传》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

少孤贫，以运租自业。

谢尚时镇牛渚。

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

会宏在舫中，讽其所作《咏史诗》，咏声既清会亮，词又藻拔丽，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所诵诗。

”即其咏史之作也。

尚倾率有胜致，即迎升舟，与之谈论，申旦不寐。

自此名誉日茂云云。

从桓温北伐，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

尝与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读其宏所作《北征赋》。

至“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

诞灵物以瑞德，奚受体于虞者！

疚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

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

”其本至此便改韵。

珣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尔。

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

”滔云：“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

”温曰：“卿思益之。

”宏应声曰：“感不绝于予心，愬流风而独写”云云。

谢安尝赏其机对辩速，后安为扬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道于冶亭，时贤皆集。

谢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以一扇授之，曰：“聊以赠行。

”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

”观者无叹服。

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

《十六国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刘昞，遂别设一席于座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

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

”昞遂奋衣来坐，神志湛然。

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

”

○《春秋》（二条） 案《春秋》之书弑也，称君，君无道。

称臣，臣之罪。

如齐之简公，未闻失德，陈恒构逆，罪莫大焉。

而哀公十四年，书“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斯则贤君见抑，而贼臣是党，求诸旧例，理独有违。

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弟子追书其事。

岂由以索续组，不类将圣之能者乎？

何其乖剌之甚也。

案《春秋左氏传》释《经》云：灭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陈，入郑，入许，即其义也。

至柏举之役，子常之败，庚辰吴入，独书以郢。

夫诸侯列爵，并建国都，惟取国名，不称都号。

何为郢之见入，遗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踳！

寻二《传》所载，皆云入楚，岂《左氏》之本，独为谬欤？

《左氏传》（二条）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

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

言胜捷，则收获都尽。

记奔败，则披靡横前。

申盟誓则慷慨有余。

称谲诈则欺诬可见。

谈恩惠则煦如春日。

纪严切则凛若秋霜。

叙兴邦则滋味无量。

陈亡国则凄凉可悯。

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如二《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

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左传》称仲尼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夫有生而无识，有质而无性者，其唯草木乎？

然自古设比兴，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恶薰莸，荣枯贞脆而已。

必言其含灵畜智，隐身违祸，则无其义也。

寻葵之向日倾心，本不卫足，由人睹其形似，强为立名。

亦由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

花之与鸟，安有啼笑之情哉？

必以人无喜怒，不知哀乐，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犹善笑，其智不如鸟，鸟犹善啼，可谓之谠言者哉？

如“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即其例也。

而《左氏》录夫子一时戏言，以为千载笃论。

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范，不其惜乎！

○《公羊传》（二条） 《公羊》云：“许世子止弑其君。

”“曷为加弑？

讥子道之不尽也。

”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以明许世子之得罪。

寻子春孝道，义感神明，固以方驾曾、闵，连踪丁、郭。

苟事亲不逮乐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拟失其流，责非其罪。

盖公羊、乐正，俱出孔父门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谈述。

所以乐正行事，无理辄书，致使编次不伦，比喻非类，言之可为嗤怪也。

语曰：“彭蠡之滨，以鱼食犬。

”斯则地之所富，物不称珍。

案齐密迩海隅，鳞介惟错，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鱼，斯即齐之旧俗也。

然食鲂鲙鲤，诗人所贵，必施诸他国，是曰珍羞。

如《公羊传》云：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见其方食鱼飧。

曰：“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飧，是子之俭也。

吾不忍杀子。

”盖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

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亦于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纪年》（一条） 语曰：“传闻不如所见。

”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

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

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

郑桓公，宣王之子。

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

又《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

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

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

” 《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

必有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

呜呼！

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

○《史记》（八条） 夫编年叙事，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

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

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

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

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

若以古方今，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

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

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

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

不然，何虚誉之甚也。

《史记？

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

”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

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

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

”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

”以下他文，尽同上说。

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

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

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

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繁费。

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

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昔孔子力可翘关，不以力称。

何者？

大圣之德，具美者众，不可以一介标末，持为百行端首也。

至如达者七十，分以四科。

而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

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

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

掩恶扬善，既忘此义。

成人之美，不其阙如？

司马迁《自序传》云：为太史公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予之罪也，身亏不用矣。

自叙如此，何其略哉！

夫云“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者乍似同陵陷没，以寘于刑：又似为陵所间，获罪于国。

遂令读者难得而详。

赖班固载其《与任安书》，书中具述被刑所以。

傥无此录，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

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案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以千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

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

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

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

而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斯盖识有不该，思之未审耳。

昔《春秋》之时，齐有夙沙卫者，拒晋殿师，郭最称辱：伐鲁行唁，臧坚抉死。

此阉官见鄙，其事尤著者也。

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自古刑馀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唯以弥子瑕为始，何浅近之甚邪？

但夙沙出《左氏传》，汉代其书不行，故子长不之见也。

夫博考前古，而舍兹不载，至于乘传车，探禹穴，亦何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

”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

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

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

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

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

檿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

征褰与襦，显自文、武之世。

恶名早著，天孽难逃。

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

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

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

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

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

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

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

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

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

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

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诸汉史（十条） 《汉书·孝成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皆白水袒帻，自称富平侯家。

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

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

乱服共坐，混淆无别。

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由斯而言，则成帝鱼服嫚游，乌集无度，虽外饰严重，而内肆轻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

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者矣。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

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

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

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以复界重行，狭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欤！

盖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则宜以志名篇。

始自上上，终于下下，并当明为示榜，显列科条，以种类为篇章，持优劣为次第。

仍每于篇后云右若干品，凡若干人。

亦犹《地理志》肇述京华，末陈边塞，先列州郡，后言户口也。

自汉已降，作者多门，虽新书已行，而旧录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

案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

譬夫行不由径，由不由户，未之闻也。

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

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鹄，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

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用使称其姓名，全与淮阴不别。

班氏一准太史，曾无驰张，静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臣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

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

而班固仍其本传，了无损益，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说也。

如固之为《迁传》也，其初宜云“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曰”云云。

至于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

著述之体，不当如是耶？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

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

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

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

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繁碎，不类诸篇。

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类。

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

但班氏脱略，故世莫之知。

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韦玄成父贤德业稍多。

《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

列韦相之篇，则不以韦贤冠首，并其失也。

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灭亡。

又云：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待丧。

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

至于其赋《幽通》也，复以天命久定，非人理所移，故善恶无征，报施多爽，斯则同现异说，前后自相矛盾者焉。

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

斯言为是乎？

”答曰：“不然也。

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

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

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

其省也则如彼，其繁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

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繁芜，不足编次故也。

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

” 《汉书》断章，事终新室。

如叔皮存殁，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恒例者耳。

荀悦既删略班史，勒成《汉纪》，而彪《论王命》，列在末篇。

夫以规讽隗嚣，翼戴光武，忽以东都之事，擢居西汉之中，必如是，则《宾戏》、《幽通》，亦宜同载者矣。

○诸晋史（六条） 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

而为晋学者，曾未之知，傥湮灭不行，良可惜也。

王、檀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方诸前代，其陆贾、褚先生之比欤！

道鸾不揆浅才，好出奇语，所谓欲益反损，求妍更媸者矣。

臧氏《晋书》称苻坚之窃号也，虽疆宇狭于石虎，至于人物则过之。

案后石之时，张据瓜、凉，李专巴、蜀，自辽而左。

人属慕容，涉汉而南，地归司马。

逮于苻氏，则兼而有之。

《禹贡》九州，实得其八。

而言地劣于赵，是何言欤？

夫识事未精，而轻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

张勔抄撮晋史，求其异同，而被褐此言，不从沙汰，罪又甚矣。

夫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踳驳，难以觉悟。

案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也。

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

及干宝《搜神记》，乃隐应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说。

又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

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

既而宋求汉事，旁取令升之书。

唐征晋语，近凭方等之录。

编简一定，胶漆不移。

故令俗之学者，说凫履登朝，则云《汉书》旧记。

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

摭彼虚词，成兹实录。

语曰：“三人成市虎”。

斯言其得之者乎！

马迁持论，称尧世无许由。

应劭著录，云汉代无王乔，其言谠矣。

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

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

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

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

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

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

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

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汉吕后以妇人称制，事同王者。

班氏次其年月，虽与诸帝同编。

而记其事迹，实与后妃齐贯。

皇家诸学士撰《晋书》，首发凡例，而云班《汉》皇后除王、吕之外，不为作传，并编叙行事，寄出《外戚》篇。

案《外戚》篇所不载者，唯元后耳。

安得不引吕氏以为例乎？

盖由读书不精，识事多阙，徒以本纪标目，以编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不述娥姁之事。

其为率略，不亦甚邪！

杨王孙布囊盛尸，裸身而葬。

伊籍对吴，以“一拜一起，未足为劳”。

求两贤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

而《汉书》、《蜀志》，为其立传。

前哲致讥，言之详矣。

然杨能反经合义，足矫奢葬之愆。

伊以敏辞辨对，可免“使乎”之辱。

列诸篇第，犹有可取。

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

其述事也，直载其嗜酒沈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

○《宋略》（一条） 裴几原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

芟烦撮要，实有其力。

而所录文章，颇伤芜秽。

如文帝《除徐傅官诏》、颜延年《元后哀册文》、颜峻《讨二凶檄》、孝武《拟李夫人赋》、裴松之《上注国志表》、孔熙先《罪许曜词》。

凡此诸文，是尤不宜载者。

何则？

羡、亮威权震主，负芒猜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既而罪名具列，刑书是正，则先所降诏，本非实录。

而乃先后双载，坐令矛盾两伤。

夫国之不造，史有哀册。

自晋、宋已还，多载于起居注，词皆虚饰，义不足观。

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

昔汉王数项，袁公檄曹，若不具录其文，难以暴扬其过。

至于二凶为恶，不言可知，无俟檄数，始明罪状。

必刊诸国史，岂益异同。

孝武作赋悼亡，钟心内宠，情在儿女，语非军国。

松之所论者，其事甚末，兼复文理非工。

熙先构逆怀奸，矫言欺众，且所为稿草，本未宣行。

斯并同在编次，不加铨择，岂非芜滥者邪？

向若除此数文，别存他说，则宋年美事，遗略盖寡。

何乃应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

但近代国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郐，无足致讥。

若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故偏举其事，以申掎摭去。

○后魏书（二条） 《宋书》载佛狸之入寇也，其间胜负，盖皆实录焉。

《魏史》所书，则全出沈本。

如事有可耻者，则加减随意，依违饰言。

至如刘氏献女请和，太武以师婚不许，此言尤可怪也。

何者？

江左皇族，水乡庶族，若司马、刘、萧、韩、王，或出于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诣桑干，皆成禁脔。

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国所传。

然则北之重南，其礼如此。

安有黄旗之主，亲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阵反怀疑而不纳。

其言河汉，不亦甚哉！

观休文《宋典》，诚曰不工，必比伯起《魏书》，更为良史。

而收每云：“我视沈约，正如奴耳。

”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约《晋书》，喜造奇说。

称元帝牛金之子，以应“牛继马后”之征。

邺中学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详矣。

而魏收深嫉南国，幸书其短，著《司马叡传》，遂具录休文所言。

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胃。

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

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

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

凡此诸妄，其流甚多，傥无迹可寻，则真伪难辨者矣。

○北齐诸史（三条） 王劭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馀勇，弥见所长。

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栾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豁，殆可连类也。

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濮之役，鄢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郢，亦不是过也。

或问曰：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

为非乎？

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

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

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

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

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

曲相崇敬，标以处士、王孙。

轻加侮辱，号以仆父、舍长。

亦有荆楚训多为夥，庐江目桥为圯。

南呼北人曰伧，西谓东胡曰虏。

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

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

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

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

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

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

重规、德棻，志在文饰。

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

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

”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

” 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藉多闻，以成博识。

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

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

凡如此例，其流甚多。

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

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

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

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

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馆中坠稿仍存。

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

观其朱墨所图，铅黄所拂，犹有可识者。

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

其北齐国史，皆称诸帝庙号，及李氏撰《齐书》，其庙号有犯时讳者，即称谥焉。

至于变世祖为文襄，改世宗为武成。

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

诸如此谬，不可胜纪。

又其列传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

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读者瞀乱而不测，惊骇而多疑。

嗟乎！

因斯而言，则自古著书，未能精谠，书成绝笔，而遽捐旧章。

遂令玉石同烬，真伪难寻者，不其痛哉！

○周书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

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

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

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

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

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

柳虬之徒，从风而靡。

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

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

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

爰及牛弘，弥尚儒雅。

即其旧事，因而勒成。

务累清言。

罕逢佳句。

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

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隋书》（一条） 昔贾谊上书，晁错对策。

皆有益军国，足贻劝戒。

而编于汉史，读者犹恨其繁。

如《隋书·王劭、袁充》两传，唯录其诡辞妄说，遂盈一篇。

寻又申以诋诃，尤其谄惑。

夫载言示后者，贵于辞理可观。

既以无益而书，岂若遗而不载。

盖学者神识有限，而述者注记无涯。

以有限之神识，观无涯之注记，必如是，则阅之心目，视听告劳。

书之简编，缮写不给。

呜呼！

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讥王君懋撰齐、隋二史叙录繁碎。

至如刘臻还宅，访子方知。

王劭思书，为奴所侮。

此而毕载，为失更多。

可谓尤而效之，罪之甚焉者矣。

○诸史（六条） 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

工缋事者，以丹青为主。

至若错综乖所，分有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

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津善恶，寂蔑无睹。

持论如是，其义靡闻。

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

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

以兹编录，不犹愈乎？

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

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

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

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垓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

李《齐》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伐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小，其流非一。

昔刘勰有云：“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

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

”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

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

霍光无学，不知一经。

而述其言语，必称典诰。

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

案《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

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

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

斯不然矣。

更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

而牛弘、王劭，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

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

夫如是，何哉？

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

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

世称近史编语，唯《周》多美辞。

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

平头上尾，尤忌于时。

对语丽辞，盛行于俗。

始自江外，被于洛中。

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

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田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夫晋、宋已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

其间笺疏款曲，诏策频烦。

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俾礼容可识，朝野具瞻。

逮于近古，我则不暇。

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

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静之敕。

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剪裁浮辞者哉？

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为嗤。

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

而撰《隋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

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懋，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岂所谓通鉴乎？

语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 其斯之谓矣！

○别传（九条） 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

”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

案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

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

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

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

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

聚麀之诮，起自昭公。

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之所载，何其阙如！

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嫔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

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

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嫔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剌。

至于他篇兹例甚众。

故论楚也，则平王与秦穆同时。

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

今粗举一二，其流可知。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

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列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

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呜呼！

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

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

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

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

又甘茂谓苏代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

”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

及向之著书也，乃用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特为指实，何其妄哉！

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

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

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

复有怀嬴失节，目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仙。

立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杨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

且雄哂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

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之矣。

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

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

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

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

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

求诸人物，自古阙载。

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

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

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

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

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

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

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

以兹叙事，足验凭虚。

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

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

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

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

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

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

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

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

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

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蚿蛇相邻，莺鸠笑而后方，鲋鱼忿以作色。

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

夫识理，何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凯撰《女记》，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阙而不载。

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

君子哉若人也！

长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

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

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

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

○杂识（十条） 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

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

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

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

又观世之学者，或躭玩一经，或专精一史。

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

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

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

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

而夫有云：“虽多亦安用为？

”其斯之谓也。

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

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

今并挂壁不行，缀旒无绝。

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

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

盖《易》之作也，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

虽言则无愧，事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

既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太玄》、《法言》，恣加褒赏，虽内举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

夫以宣尼叡哲，子云参圣，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

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

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大人儒。

”儒诚有之，史亦宜然。

盖左氏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

吴均、魏书，小人之史也。

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史云史云，文饰云哉？

何则？

史有固当以好善主，嫉恶为次。

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

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

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

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

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

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

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

近者沈约，又其甚也。

后来君子，幸为详焉。

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

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

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

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夫载笑立言，名流今古。

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

扬雄《太玄》，可传千载。

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

至于近代则不然。

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或著书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编诸传末。

事同《七略》，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德而称焉。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至于今称之。

”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

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

即其例也。

今之修史者则不然。

其有才德阙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

其所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殁后赠谥，若斯而已矣。

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幺麽恒事，曾何足观。

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体。

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嗣者矣。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

在于《五行》，芜累尤甚。

今辄条其错缪，定为四科：一曰引书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释灾多滥，四曰古学不精。

又于四科之中，疏为杂目，类聚区分，编之如后。

第一科引书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记、《左氏》，交错相并。

二曰《春秋》、史记，杂乱难别。

三曰屡举《春秋》，言无定体。

四曰书名去取，所记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

又称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

案宣公六年，自《左传》所载也。

夫上论单襄，则持史记以标首。

下列曼满，则遗《左氏》而无言。

遂令读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记。

而不云鲁后，莫定何邦。

是非难悟，进退无准。

此所谓史记、《左氏》交错相亻并也。

《志》云：史记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

案成公者，即鲁侯也。

班氏凡说鲁之某公，皆以《春秋》为冠。

何则？

《春秋》者，鲁史之号。

言《春秋》则知是鲁君。

今引史记居先，成公在下，书非鲁史，而公舍鲁名。

胶柱不移，守株何甚。

此所谓《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也。

案班《书》为志，本以汉为主。

在于汉时，直记其帝号谥耳。

至于它代，则云某书、某国君，此其大例也。

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

次叙稼穑不成，直云严公二十八年而已。

夫以火、稼之间，别书汉、莽之事。

年代已隔，去鲁尤疏。

洎乎改说异端，仍取《春秋》为始，而于严公之上，不复以《春秋》建名。

遂使汉帝、鲁公，同归一揆。

必为永例，理亦可容。

在诸异科，事又不尔。

求之画一，其例无恒。

此所谓屡举《春秋》，言无定体也。

案本《志》叙汉以前事，多略其书名。

至于服妖章，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佩以金玦。

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

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为首。

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

省则都捐，繁则太甚。

此所谓书名去取，所记不同也。

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发首端，不副征验。

二曰虚编古语，讨事不终。

三曰直引时谈，竟无它述。

四曰科条不整，寻绎难知。

五曰标举年号，详略无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如周葬穆后。

既除丧而燕。

叔向曰：王其不终乎！

吾闻之，所乐必卒焉。

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与丧宾燕，乐忧甚矣。

礼，王之大经也。

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将安用之。

案其后七年，王室终如羊舌所说，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

此所谓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女齐语智伯曰：齐高子容、宋司徒皆将不免。

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专者速及，侈则将以力毙。

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载至此，更无他说。

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陈。

而班氏探诸本传，直写片言。

阅彼全书，唯征半事。

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有是有非。

女齐之言，或得或失。

此所谓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也。

《志》云：成帝于鸿嘉、永始之载，好为微行，置私田于民间。

谷永谏曰：诸侯梦得田，占为失国。

而况王蓄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

已下弗云成帝意悛与不悛，谷永言效与不效。

谏词虽具，诸事阙如。

此所谓直引时谈，竟无它述者也。

其述庶征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

随载刘向之占，次云《公羊经》曰“大雨雹”，续书董生之解。

案《公羊经》所说，与上奚殊？

而再列其辞，俱云“大雨雹”而已。

又此科始言大雪与雹，继言殒霜杀草，起自春秋，讫乎汉代。

其事既尽，乃重叙雹灾。

分散相离，断绝无趣。

夫同是一类，而限成二条。

首尾纷拏，而章句错糅。

此所谓科条不整，寻绎难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刘氏。

史官所录，须存凡例。

案斯《志》之记异也，首列元封年号，不详汉代何君。

次言地节、河平，具述宣、成二帝。

武称元鼎，每岁皆书。

哀曰建平，同年必录。

此所谓标举年号，详略无准者也。

第三科释灾多滥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违故实。

二曰影响不接，牵引相会。

三曰敷演多端，准的无主。

四曰轻持善政，用配妖祸。

五曰但伸解释，不显符应。

六曰考核虽谠，义理非精。

七曰妖祥可知，寝默无说。

八曰不循经典，自任胸怀。

《志》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是岁，韩、魏、赵篡晋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为诸侯。

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

”案周当战国之世，微弱尤甚。

故君疑窃斧，台名逃债。

正比夫泗上诸侯，附庸小国者耳。

至如三晋跋扈，欲为诸侯，虽假王命，实由己出。

譬夫近代莽称安汉，匪平帝之至诚。

卓号太师，岂献皇之本愿。

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坐贻妖孽，岂得谓“人之情伪尽知之矣”者乎！

此所谓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

先是，昭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

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

先是，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围郓。

案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

城中城、围郓，定之六年也。

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载。

夫以国家恒事，而坐延灾眚，岁月既遥，而方闻响应。

斯岂非乌有成说，扣寂为辞者哉！

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

《志》云：严公七年秋，大水。

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共杀桓公。

严释父仇，复娶齐女，未人而先与之淫，一年再出会，于道逆乱，臣下贱之应也。

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

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

案此说有三失焉。

何者？

严公十三年、十一年，公败宋师于乘丘及鄑。

夫以制胜克敌，策勋命赏，可以欢荣降福，而反愁怨贻灾邪？

其一失也。

且先是数年，严遭大水，校其时月，殊在战前。

而云与宋交兵，故二国大水，其二失也。

况于七年之内，已释水灾，始以齐女为辞，终以宋师为应。

前后靡定，向背何依？

其失三也。

夫以一灾示青，而三说竞兴，此所谓敷演多端，准的无主也。

其释“厥咎舒，厥罚恒燠”，以为其政弛慢，失在舒缓，故罚之以燠，冬而亡冰。

寻其解《春秋》之无冰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诸侯，不事诛赏，不明善恶，蛮夷猾夏，天子不能讨，大夫擅权，邦君不敢制。

若斯而已矣。

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卫、霍二将军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归，而大行庆赏。

上又闵悔勤劳，遣使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

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

于是天下咸喜。

案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后宽也如此，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

何得苟以无冰示灾，便谓与昔人同罪。

矛盾自已，始末相违，岂其甚邪？

此所谓轻持善政，用配妖祸也。

《志》云：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

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

京房《易传》云：“太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

”又曰：石立于山，同姓为天下雄。

案此当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

宣帝出自闾阎，坐登扆极，所谓庶人受命者也。

以曾孙血属，上纂皇统，所谓同姓雄者。

昌邑见废，谪君远方，所谓人君虏者也。

班《书》载此征祥，虽具有剖析，而求诸后应，曾不缕陈。

叙事之宜，岂其若斯？

苟文有所阙，则何以载言者哉？

此所谓但伸解释，不显符应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未央宫。

又云：绥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马门，上前殿。

班《志》虽有证据，言多疏阔。

今聊演而申之。

案女子九岁者，九则阳数之极也。

男子王褒者，王则臣君之姓也。

入北司马门上前殿者，三莽始为大司马，至哀帝时就国，帝崩后，仍此官，因以篡位。

夫人入司马门而上殿，亦由从大司马而升极。

灾祥示兆，其事甚明。

忽而不书，为略何甚？

此所谓解释虽谠，义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阳女子田无啬怀妊，未生二月，儿啼腹中。

及生，不举，葬之陌上。

三日，人过闻啼声。

母掘土收养。

寻本《志》虽述此妖灾，而了无解释。

案人从胞到育，含灵受气，始末有成数，前后有定准。

至于在孕甫尔，遽发啼声者，亦由物有基业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国之征。

生而不举，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运已定，非诛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应也。

又案班云小女陈持弓者，陈即莽所出。

如女子田无啬者，田故莽之本宗。

事既同占，言无一概。

岂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

此所谓妖祥可知，寝默无说也。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

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鹢退蜚于宋者，龙交斗于郑水。

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

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

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

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

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构异闻，辅申它说。

以兹后学，陵彼先贤，皆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

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捐旧习新，苟出异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

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

第四科古学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书，网罗不尽。

二曰兼采《左氏》，遗逸甚多。

三曰屡举旧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征之恒风，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

刘歆以为釐十六年，《左氏传》释六鶂退飞是也。

案旧史刘向学《谷梁》，刘歆学《左氏》。

既祖习各异，而闻见不同，信矣。

而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备于《尚书》、《左传》。

向则略而不信，歆则知而不传。

又详言从怪，历叙群妖。

述雨氂为灾，而不寻赵毛生地。

书异鸟相育，而不载宋雀生鹯。

斯皆见小忘大，举轻略重。

盖学有不同，识无通鉴故也。

且当炎汉之代，厥异尤奇。

若景帝承平，赤风如血。

于公在职，亢阳为旱。

惟纪与传，各具其详，在于《志》中，独无其说也，何哉？

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

《左传》云：宋人逐猰狗，华臣出奔陈。

又云：宋公子地有白马，景公夺而朱其尾鬛。

地弟辰以肖叛。

班《志》书此二事，以为犬马之祸。

案《左氏》所载，斯流实繁。

如季氏之逆也，由斗鸡而傅介。

卫侯之败也，因养鹤以乘轩。

曹亡首于获雁，郑弑萌于解鼋。

郄至夺而家灭，华元杀羊而卒奔。

此亦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独舍而不论，唯征犬马而已。

此所谓兼采《左氏》，遗逸甚多也。

案《太史公书》自《春秋》以前，所有国家灾眚，贤哲占侯，皆出于《左氏》、《国语》者也。

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厉，下终鲁之定、哀，而不云《国语》，唯称史记，岂非忘本徇末，逐近弃远者乎？

此所谓屡举旧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二十种。

但其失既众，不可殚论。

故每日之中，或举一事。

庶触类而长，他皆可知。

又案斯志之作也。

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

至如春秋已还，汉代而往，其间日蚀、地震、石陨、山崩、雨雹、雨鱼、大旱、大水、犬豕为祸，桃李冬花，多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

此乃鲁史之《春秋》、《汉书》之帝纪耳，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

昔班叔皮云：司马迁叙相如则举其郡县，著其字。

萧、曹、陈平之属，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盖有所未暇也。

若孟坚此《志》，错谬殊多，岂亦刊削未周者邪？

不然，何脱略之甚也。

亦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

如蜮之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

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

叔服会葬，郕伯来奔，亢阳所以成妖，郑易许田，鲁谋莱国，食苗所以为祸。

诸如此比，其类弘多。

徒有解释，无足观采。

知音君子，幸为详焉。

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以来，未之有也。

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

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

何者？

睹仲由之不悦，则矢天厌以自明。

答言偃之弦歌，则称戏言以释难。

斯则圣人之设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

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

嗟夫！

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

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

而徒以研寻蠹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

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

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

傥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

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诗》赞《易》，其义既广，难以具论。

今惟摭其史文，评之于后。

何者？

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

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

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

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

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

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

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

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

地居冢嫡，药不亲尝。

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

必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

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

嫉恶之情，岂其若是？

其所未谕一也。

又案齐荼野幕之戮，事起阳生。

楚灵乾溪之缢，祸由观从。

而《春秋》捐其首谋，舍其亲弑，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

必如是，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洁，可行欺以激怒，遂倾瓶水以沃庭，俾废炉而烂卒。

斯亦罪之大者，奚不书弑乎？

其所未谕二也。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

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

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

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

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

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

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

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其所未谕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

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

戎实豺狼，非我族类。

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

其所未谕四也。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

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

如阳虎盗入于讙，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

且弓玉云亡，犹获显记。

城邑失守，反不沾书。

略大存小，理乖惩劝。

其所未谕五也。

案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

此《春秋》之例也。

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而恶、视之殂，直云“子卒”。

其所未谕六也。

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以上通谓之杀。

此《春秋》之例也。

案桓二年，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僖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大夫荀息”。

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

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

其所未谕七也。

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

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

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

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

且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

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

何者？

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

其所未谕八也。

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

“伯于阳”者何？

公子阳生也。

子曰：“我乃知之矣”。

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

”曰：“如尔所不知何？

”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

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

或沿或革，曾无定体，其所未谕九也。

又书事之法，其理宜明。

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

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

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

”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

” 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

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

《经》既不书，《传》又阙载，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未通于上国。

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

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晋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

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

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

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

凡书异国，皆取来告。

苟有所告，虽小必书。

如无其告，虽大亦阙。

故宋飞六鹢，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

晋灭三邦，大事也，以无告而阙之。

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

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

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乎？

其所未谕十一也。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

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

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

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其所未谕十二也。

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思之，莫究所以。

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 者欤？

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

如其与夺，诸谢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

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榷而为论，其虚美者有五焉。

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

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

隐、桓已上，难得而详。

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

又“获君曰止。

”“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

”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

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

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

而太史公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其虚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

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义安在？

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其虚美二也。

又案，《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

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

”公曰：“孰能？

”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

”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之犹名在策书。

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

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

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

”无乃乌有之谈欤？

其虚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画一。

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罔，而褒忌讳之辞也。

”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

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其虚美四也。

又案，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

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

而班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绝。

”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

其虚美五矣。

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语曰：“众善之，必察焉。

”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 寻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

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

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

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

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

其于事也则不然。

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陶唐之御龙拜职。

夏氏之中衰也，其盗有后羿、寒浞。

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

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其事。

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

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

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

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

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

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

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

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

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

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

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

语其缺略，可胜道哉！

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

在于史籍，其义亦然。

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魏文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汉景帝曰：“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

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斯乃周公之格言。

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

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

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

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剌，在于鲁国，独无其章。

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为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

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

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今故讦其疑事，以著于篇。

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

”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

”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

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

此十六族也。

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

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

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

而尧亦不能去。

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不分，贤愚共贯。

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

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

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其疑一也。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

”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

”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

”而书云其地有城，以“囚尧”为号。

识者凭斯异说，颇为禅授为疑。

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

何者？

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

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

求诸历代，往往而有。

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

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其疑二也。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

”《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

”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

地总百越，山连五岭。

人风婐婳，地气歊瘴。

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

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

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

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

兼复二纪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

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迁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

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

其疑三也。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

”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

”凡此数事，语异正经。

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案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

夫唯益与伊尹见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

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

何者？

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

其事不成，自贻伊咎。

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

若启之诛益，亦由晋之杀玄乎？

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平？

其疑四也。

《汤誓序》云：“汤伐桀，战于鸣条。

”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惭德。

” 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

此则有异于《尚书》。

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

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

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

务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

汤乃即位无疑。

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

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

夫《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剪浮词，裁成雅诰，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者乎？

其疑五也。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

何者？

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

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

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

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

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

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

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于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

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平？

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杀武庚”。

案禄父即商纣之子也。

属社稷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枭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人莫二。

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生？

含齿戴发，何以为貌？

既而合谋二叔，徇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

议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为目。

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

其疑七也。

《论语》曰：“大矣！

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

”案《尚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

”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

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

又案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

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僣号而陵天子也。

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

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

及其殁也，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

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

其疑八也。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

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

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伋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

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

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

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犠者焉。

又案《春秋》，晋士蒍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

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

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

若夫子之论太伯也，不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

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

其疑九也。

《尚书·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

”《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

”案《尚书·君奭》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

召公不说。

”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

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

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

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

而周公自以不諴，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之宽阜陵，一何远哉！

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

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

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

如异于此，则无论焉。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

何者？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

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

至于远古则不然。

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

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

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

《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

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

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

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

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

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

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

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

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

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

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

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

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

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

何日王道平？

开颜睹天光。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

《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

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

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

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

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

”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

”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

右说三坟五典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

周监二代，各有书籍。

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

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

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

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

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

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

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

《古文尚书》者，即孔忠所藏，科斗之文字也。

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

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

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说。

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

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

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

至于后汉，孔子之本遂绝。

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

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

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

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

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

古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右说《尚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

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

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

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

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

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

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

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

右说《春秋》。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

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

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

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国语》，二十一篇。

斯盖采书、志等文，非唯鲁之史记而已。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

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右说《左传》。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

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

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

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

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

今则与《史记》并行于代焉。

右说《史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灵。

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于是采其旧事。

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

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书系，悉录家书封上。

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

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

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

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

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

其八表乃《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

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乃诏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命秘书给纸笔。

经五六年乃就。

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

右说《汉书》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

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

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

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于单、西羌传、地理志。

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思安等后，《儒林列传》入崔篆诸人。

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

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纪》。

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

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

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

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

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

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

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元兴武，终于孝献，录世十二，编年二百，通综上下，旁引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九十七篇。

其十典竟不成而卒。

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

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

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

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

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说《后汉书》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

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

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

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

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

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

并作之中，曜、莹为首。

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

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

夏侯湛时亦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已草而罢。

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戒，有益风化，愿垂采录。

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

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

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右说《三国志》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

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

先是，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

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

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

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

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

亮给其纸笔，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

咸康六年，始诣阙奏上。

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

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铨所修。

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

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

晋江左史官，自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

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

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

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

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十二、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

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

右说《晋书》。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

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

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

松之寻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

孝建初，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

宝生被诛。

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

爰因何、山、苏所述，勒成一书，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虚，难以取信。

自永光已后，至禅让十余年中，阙而不载。

至齐著作沈约，更补缀所遗，制成新史。

始自义熙肇号，终乎升明三年。

为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传，名曰《宋书》。

永明末，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

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

”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

右说《宋书》。

齐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

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

梁天建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

诏付秘阁。

起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

为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

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

”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

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

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

右说《齐书》。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

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

庐江何之元、沛国刘璠以所闻见，穷其始末，各撰《梁典》三十篇，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

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

但既当朝务，兼知国史，至于陈亡，其书不就。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

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繁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

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

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荏苒，竟未绝笔。

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三史。

于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

定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今并行世焉。

右说《梁书》、《陈书》。

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光帝，聪怒而诛之。

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

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

其后又令王兰、陈安、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

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

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

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

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

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

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

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

蜀初号曰成，后改称汉。

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之书》十卷。

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

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前凉，张骏十五年，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

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

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

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

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十不一存。

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

先是，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

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

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

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

后秦，扶风马僧虔、何东卫隆景并著《秦史》。

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

泓从弟和都，仕魏为佐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

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

西凉与西秦，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

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沮渠氏，郭韶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

唯有四者可知，自馀不详谁作。

魏氏黄门侍郎崔鸿，乃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

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

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

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

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右说《十六国春秋》。

元魏史，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纪，唯为十卷，而条例未成。

暨乎明元，废而不述。

神□二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鉴、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撰国书，为三十卷。

又特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

复以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续成前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

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

自是遂废史官。

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复其职，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国记。

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

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缉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

如是者五六岁。

所成篇卷，模有力焉。

初，国记自邓、崔以下，皆相承作编年体。

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

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

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

温子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

魏史官私所撰，尽于斯矣。

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目击>仲让、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编次。

收所取史官，惧相凌忽，故刁、辛诸子并乏史才，唯以仿佛学流，凭附得进。

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

上自道武，下终孝靖，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

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

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

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

迁怒所至，毁及高曾。

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

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

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

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

群怨谤声不息。

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

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

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

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

合纪、传、论例，总九十二篇。

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佐之。

会素薨而止。

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焉。

右说《魏书》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

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唯记行师，不载它事。

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

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

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时有六卷。

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

自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

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

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云。

右说《北齐书》。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

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

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

右说《后周书》。

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

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

炀帝世，惟有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

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

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时。

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

事具于上。

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

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

书成，下于史阁。

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

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

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

太宗崩后，刊勒始成。

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称为《五代史志》。

右说《隋书》。

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

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录”。

迄乎三帝，世有其书。

贞观初，姚思兼廉撰纪传，粗成三十卷。

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

虽云繁杂，时有可观。

龙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

更增前作，混成百卷。

如《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

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

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必方诸魏伯起，亦犹张衡之蔡邕焉。

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笑。

惜其短岁，功业未终。

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

凤及以喑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撰录，皆索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

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

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杼，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

故阅其篇第，岂谓可观。

披其章句，不识所以。

既而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

由是皇家旧事，残缺殆尽。

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二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

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

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

自馀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右说《唐书》。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

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称不朽乎？

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俣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干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

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 《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

”《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

”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

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至于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

降及战国，史氏无废。

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

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

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

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

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

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法归周。

”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

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

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

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

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

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叙事如《春秋》。

及谈卒，子迁嗣。

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

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

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

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其义也。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

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

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

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

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

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

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

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

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至若偏隅僣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

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

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

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

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侯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覈为其右。

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

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

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

蜀李与西凉朝记事，委之门下。

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

自馀伪主，多置著作宫，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

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

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

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

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

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

凡经二十余年，其事缺而不载。

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

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

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

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

”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缺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

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

凡有笔削，毕归馀官。

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

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

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馀宫兼掌。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

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

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人，职与舍人同。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

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

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

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

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

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

今为载笑之别曹，立言贰职。

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又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

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

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

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

”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

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

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

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

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

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

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

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何者？

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

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

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

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

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

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

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

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

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

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

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

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

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

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

载之碑碣，增其壮观。

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此其效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