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模拟第二十八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

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何者？

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

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

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

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此其所失也。

”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

此其大较也。

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

子曰：“于予何诛？

”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

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

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

惜哉！

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

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

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

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

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

爰及近古则不然。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

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

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

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

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

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

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

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

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

载之简策，一何辞费？

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

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

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

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

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

具之史牍，夫何足观？

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

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

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

此实家谍，非关国史。

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

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

何则？

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

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

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

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

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

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

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

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

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

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

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

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

”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

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

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

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

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

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

《山栖》一志，直是文章。

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

嗟乎！

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

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

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

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

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

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

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

此其大较也。

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

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

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

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

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

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

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

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

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

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

岂拘于时乎？

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

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

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

何其益陋也？

”嗟乎！

拘时之患，其来尚矣。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

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

先述厥生，次显名字。

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

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

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

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

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

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

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

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

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

包括所及，逾于本书远矣。

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竞学孟坚，从风而靡。

施于家谍，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

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

载之于传，不其愧乎！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

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

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

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

”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

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

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

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

何则？

身兼自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

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

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

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

淳维、李陵，俱称拓拔之始。

河内马祖，迁、彪之说不同。

吴兴沈先，约、烱之言有异。

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

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失之弥远者矣。

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

致敬他亲，人斯悖德。

凡为叙传，宜详此理。

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

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

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

《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

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

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

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

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

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

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

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

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

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

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

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

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

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

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

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

夜光之璧，不能无类。

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

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

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

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

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

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

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

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

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

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

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

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

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刊之国史，以为格言。

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

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

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

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

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

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

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

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

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

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

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

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

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

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

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

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

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

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

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

爱憎之道，岂若是邪？

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

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

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

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

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

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

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

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

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

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

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

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

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

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

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

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

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

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

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

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

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

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

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

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

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

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

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

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

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

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

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扎，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

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

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

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

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

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

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

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

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

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

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

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

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

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

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

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

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

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呜呼！

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

语曰：“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

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

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幸而获全。

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

历代厚诬，一朝如雪。

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

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

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

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

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

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

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

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

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

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

董卓、袁绍，无闻二录。

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

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

用此为断，粗得其伦。

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

其言甚高，其义甚惬。

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

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

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

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

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

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

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

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

其序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

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璠玙，或策驽骀而舍骐骥。

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馋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

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

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

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

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

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

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

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

纪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

王頍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

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

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我。

”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

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

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

史官之责也。

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