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探赜第二十七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

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

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

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

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

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

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

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

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

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

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

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

且无二君，何我之有？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

齐桓行霸，兴亡继绝。

《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

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

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

”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

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

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

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

三《传》并兴，各释经义。

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

记某事也。

”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

记异也。

”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

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

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

’”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

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

’”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

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

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

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

何则？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

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

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

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

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

”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

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

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

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

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

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

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

”曰“姓张。

”“张长史乎？

”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

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

”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

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

”秋八月，叔辄卒。

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

”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

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

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

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

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

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

俗而不典，二难也。

书不实录，三难也。

赏罚不中，四难也。

文不胜质，五难也。

”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

呜呼！

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

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

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何者？

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

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

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

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此其所失也。

”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

此其大较也。

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

子曰：“于予何诛？

”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

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

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

惜哉！

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

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

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

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

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

爰及近古则不然。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

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

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

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

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

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

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

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

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

载之简策，一何辞费？

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

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

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

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

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

具之史牍，夫何足观？

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

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

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

此实家谍，非关国史。

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

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

何则？

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

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

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

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

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

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

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

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

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

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

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

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

”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

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

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

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

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

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

《山栖》一志，直是文章。

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

嗟乎！

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

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

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

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

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

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

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

此其大较也。

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

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

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

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

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

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

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

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

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

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

岂拘于时乎？

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

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

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

何其益陋也？

”嗟乎！

拘时之患，其来尚矣。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

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

先述厥生，次显名字。

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

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

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

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

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

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

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

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

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

包括所及，逾于本书远矣。

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竞学孟坚，从风而靡。

施于家谍，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

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

载之于传，不其愧乎！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

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

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

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

”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

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

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

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

何则？

身兼自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

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

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

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

淳维、李陵，俱称拓拔之始。

河内马祖，迁、彪之说不同。

吴兴沈先，约、烱之言有异。

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

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失之弥远者矣。

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

致敬他亲，人斯悖德。

凡为叙传，宜详此理。

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

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

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

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

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

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

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

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

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

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

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

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

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

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

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

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

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

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

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

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扎，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

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

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

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

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

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

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

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

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

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

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

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

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

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

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

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

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

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呜呼！

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

语曰：“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

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

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幸而获全。

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

历代厚诬，一朝如雪。

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

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

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

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

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

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

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

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

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

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

董卓、袁绍，无闻二录。

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

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

用此为断，粗得其伦。

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

其言甚高，其义甚惬。

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

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

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

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

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

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

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

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

其序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

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璠玙，或策驽骀而舍骐骥。

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馋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

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

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

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

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

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

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

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

纪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

王頍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

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

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我。

”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

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

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

史官之责也。

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

”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

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

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

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

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

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

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

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

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

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

商书，灏灏尔。

周书，噩噩尔。

下周者，其书憔悴乎？

”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

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

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

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

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

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

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

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

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

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

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简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

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

逮晋已降，流宕逾远。

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

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

《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

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

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

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

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

”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

”《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

”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

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

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

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

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

”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

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

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

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

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

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

嗟乎！

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

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

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

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

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

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

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

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

《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

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

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

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

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

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

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

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

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

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

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

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

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

《国》、《晋》已降，烦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

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

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

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

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

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

子乃封王，名非鲁、卫。

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

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

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

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

邦国初基，皆云草昧。

帝王兆迹，必号龙飞。

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

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

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

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

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

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

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

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

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

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

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

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

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

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

至如翼犍，昭成原讳。

黑獭，周文本名。

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

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

重耳、黑臀，名之鄙也。

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

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

河边之狗，著于谣咏。

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

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

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

”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右妄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