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论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

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

嘻,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

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

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

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

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

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

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

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

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

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

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

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

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

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

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

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

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

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

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

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

”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

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

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

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

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

呜呼!

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

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

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

术者,亦必本乎学也。

苟无其学,斯无其术。

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

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清 · 方孝标《王安石论》,有删节)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虚心和气处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都远离退后,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小人于是趁着他孤立无援的机会就暗地里被任用了,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吗?程子说:“新法的实行,有我们这些人刺激的原因。”这话确实是说得很中肯。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我认为: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来虽然有搞乱天下的行事,可是确实不是出于搞乱天下的本心。诸位君子只是因为他占据权位的时间长,还得到皇上的专一信任,又加上他本人意态风度超凡,议论风发奇特,即使竭尽天下的所有才智来攻击他也不能摧毁他,来与他辩论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积起攻击他和批驳他的那些义愤,出于正人君子,就成为元祐年(对新法的)批评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积起不能被摧毁和被屈服的气力出于邪恶小人,就成为绍圣年(对旧党的)报复:宋朝作为一个朝代就支持不下去了。呜呼,这难道是一个人的罪过吗?我曾经看到范增辅佐项羽,因为不被信用而愤恨死去,我认为范增的问题在于(史书上记载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专门喜欢奇特的诡计。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却不学无术,被后人讥讽。奇计与权术,都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对计谋来说)别人认为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这样的计谋才是好的计谋。如果每个计谋都追求出奇,怎么能有成功呢?至于说到成熟的治国之道,只在于没有欺骗,偶尔出于权术。(即使如此)权术也是出自于真才实学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学识,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权术。王安石虽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可是确实有追求奇功的想法,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没有治国之术了。虽然如此,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类的历史人物,像章惇、蔡京,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怎么会是王安石的同类呢?我不忍心看着凭王安石的贤才而被人们如此诬蔑,所以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牡丹说

〔袁枚〕 〔清〕

冬月,山之叟担一牡丹,高可隐人,枝柯鄂韡!

,蕊丛丛以百数。

主人异目视之,为损重赀。

虑他处无足当是花者,庭之正中,旧有数本,移其位让焉。

幂锦张烛,客来指以自负。

亡何花开,薄如蝉翼,较前大不如。

怒而移之山,再移之墙,立枯死。

主人惭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归其原,数日亦死。

客过而尤之曰:“子不见夫善相花者乎?

宜山者山,宜庭者庭。

迁而移之,在冬非春。

故人与花常两全也。

子既貌取以为良,一不当,暴摧折之,移其非时,花之怨以死也诚宜。

夫天下之荆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尽怒而迁之也。

牡丹之来也,未尝自言曰:‘宜重吾价,宜置吾庭,宜黜汝旧,以让吾新。

’一月之间,忽予忽夺,皆子一人之为。

不自怒而怒花,过矣!

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复其处,以其犹奇于新也。

当其时,新者虽来,旧者不让,较其开孰胜而后移焉,则俱不死。

就移焉,而不急复故花之位,则其一死,其一不死。

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

主人之喜怒无常,花之性命尽矣!

然则子之病,病乎其己尊而物贱也,性果而识暗也,自恃而不谋诸人也。

他日子之庭,其无花哉!

” 主人不能答,请具砚削牍,记之以自警焉。

此君轩记

〔王国维〕 〔清〕

竹之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

群居而不倚,虞中而从节,可折而不可曲,凌寒暑而不渝其色。

至于烟晨雨夕,枝梢空而叶成滴,含风弄月,形态百变,自谓川淇澳千亩之园,以至小庭幽榭三竿两竿,皆使人观之,其胸廓然而高,渊然而深,泠然而清,挹之而无穷,玩之而不可亵也。

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为近,是以君子取焉。

古之君子,其为道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而已。

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

如屈子之于香草,渊明之于菊,王子猷之于竹,玩赏之不足而咏叹之,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是岂徒有托而然哉!

其于此数者,必有以相契于意言之表也。

善画竹者亦然。

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

其所写者,即其所观。

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

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

故古之工画竹者,亦高致直节之士为多。

如宋之文与可、苏子瞻,元之吴仲圭是已。

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

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

日本川口国次郎君,冲澹有识度,善绘事,尤爱墨竹。

尝集元吴仲圭、明夏仲昭、文徵仲诸家画竹,为室以奉之,名之曰“此君轩”。

其嗜之也至笃,而搜之也至专,非其志节意度符于古君子,亦安能有契于是哉!

吾闻川口君之居,有备后之国,三原之城,山海环抱,松竹之所丛生。

君优游其间,远眺林木,近观图画,必有有味于余之言者,既属余为轩记,因书以质之,惜不获从君于其间,而日与仲圭、徵仲诸贤游,且与此君游也。

壬子九月。

一壶先生传

〔戴名世〕 〔清〕

一壶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许人。

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

尝往来登莱之间,爱劳山山水,辄居数载去。

久之,复来,其踪迹皆不可得而知也。

好饮酒,每行以酒壶自随,故人称之曰“一壶先生”。

知之者,饮以酒,留宿其家,间一读书,唏嘘流涕而罢,往往不能竟读也。

与即墨黄生、莱阳李生者善。

两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

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

然先生对此两生,每瞠目无语,辄曰:“行酒来,余与生痛饮。

”两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于酒。

尝从容叩之,不答。

一日,李生乘马山行,望见桃花数十株盛开,临深溪,一人独坐树下。

心度之曰:“其一壶先生乎?

”比至,果先生也。

方提壶饮酒,下马与先生同饮,醉而别去。

先生踪迹既无定,或久留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来。

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来,居一僧舍。

其素所与往来者视之见其容貌憔悴神气惝恍。

问其所自来,不答。

每夜中,放声哭,哭竟夜,阅数日,竟自缢死。

赞曰:“一壶先生,其殆补锅匠、雪庵和尚之流亚欤!

吾闻其虽行道,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气犹壮也。

忽悲愤死,一瞑而万世不视,其故何哉?

”李生曰:“先生卒时,年垂七十。

大酺

〔蒋士铨〕 〔清〕

有田不归,如江水,东坡亦可怜者。

村村啼布谷,正留犁风起,僧衣全画。

雨片如烟,鞭声若鼓,浅瀫轻浮秧马。

踏芳剩宛转,似丈人荷筱,樊迟学稼。

把齐民要术,豳风杂咏,共老农话。

秋成看䆉稏,脱青蓑,泥饮瓜棚下。

更打叠、稚子侯门,山妻酿酒,骑牛小、结鸡豚社。

约投闲他日,共筑个,溪南茅舍。

将桑枳,从新写。

归田录罢,颓然美睡帘罅,听他香稻轻打。

大酺·题《江干笛思》卷子

〔何振岱〕 〔清〕

早篆烟微,瑶情冷,丝绪离肠仍结。

云帆归路晚,送雁天孤袂,忍寒吟雪。

麈尾谈清,鸦青字瘦,虚琐琅封盈箧。

垂杨和恨剪,叹何曾萦系,漫伤轻撇。

只奏遍阳关,替他弹泪,烛香虬裛。

玉笛谁重擪。

碧波远、旧梦荡江月。

只眼底、屏山横汉,簧琯凝冰,尽输伊、四弦成叠。

酒醒追悰懒,倚牙板、怨歌先歇。

燕莺事、何须说,芳蕤渐老,暗念青菱眉靥。

恁销峰痕一抹。

类型

朝代

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