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轩记

一壶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许人。

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

尝往来登莱之间，爱劳山山水，辄居数载去。

久之，复来，其踪迹皆不可得而知也。

好饮酒，每行以酒壶自随，故人称之曰“一壶先生”。

知之者，饮以酒，留宿其家，间一读书，唏嘘流涕而罢，往往不能竟读也。

与即墨黄生、莱阳李生者善。

两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

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

然先生对此两生，每瞠目无语，辄曰：“行酒来，余与生痛饮。

”两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于酒。

尝从容叩之，不答。

一日，李生乘马山行，望见桃花数十株盛开，临深溪，一人独坐树下。

心度之曰：“其一壶先生乎？

”比至，果先生也。

方提壶饮酒，下马与先生同饮，醉而别去。

先生踪迹既无定，或久留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来。

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来，居一僧舍。

其素所与往来者视之见其容貌憔悴神气惝恍。

问其所自来，不答。

每夜中，放声哭，哭竟夜，阅数日，竟自缢死。

赞曰：“一壶先生，其殆补锅匠、雪庵和尚之流亚欤！

吾闻其虽行道，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气犹壮也。

忽悲愤死，一瞑而万世不视，其故何哉？

”李生曰：“先生卒时，年垂七十。

”

穷鬼者，不知所自起。

唐元和中，始依昌黎韩愈。

愈久与之居，不堪也。

为文逐之，不去，反骂愈。

愈死，无所归。

流落人间，求人如韩愈者从之，不得。

阅九百余年，闻江淮之间有被褐先生，其人韩愈流也，乃不介而谒先生于家，曰：“我故韩愈氏客也，窃闻先生之高义，愿托于门下，敢有以报先生。

”先生避席却行，大惊曰：“汝来将奈何！

”麾之去，曰：“子往矣！

昔者韩退之以子故，不容于天下，召笑取侮，穷而无归，其《送穷文》可复视也。

子往矣，无累我。

无已，请从他人。

”穷鬼曰。

“先生何弃我甚耶？

假而他人可从，从之久矣。

凡吾所以从先生者，以不肯从他人故也。

先生何弃我甚耶？

敢请其罪。

” 先生曰：“子以穷为名，其势固足以穷余也。

议论文章，开口触忌，则穷于言。

—上下坑坎，前颠后踬，俯仰跼蹐，左支右吾，则穷于行。

蒙尘垢，被刺讥，忧众口，则穷于辩。

所为而拂乱，所往而刺谬，则穷于才。

声势货利不足以动众，磊落孤愤不足以谐俗，则穷于交游。

抱其无用之书，负其不羁之气，挟其空匮之身，入所厌薄之世，则在家而穷，在邦而穷。

凡汝之足以穷吾者，吾不能悉数也，而举其大略焉。

”穷鬼曰：“先生以是为余罪乎？

是则然矣。

然余之罪顾有矜者，而其功亦有不可没也。

吾之所在而万态皆避之，此先生之所以弃余也。

然是区区者，何足以轻重先生？

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愤，使先生独住独来而游于无穷。

凡先生之所云云，固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也，其何伤乎固？

见韩愈氏迄今不朽者，则余为之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终安之。

自吾游行天下久矣，无可届者，数千年而得韩愈，又千余年而得先生。

以先生之道而向往者曾无一人，独余慕而从焉，则余之与先生，岂不厚哉？

” 于是先生与之处，凡数十年，穷甚不能堪，然颇得其功。

一日，谓先生曰：“自余之归先生也，而先生不容于天下，召笑取侮，穷而无归，徒以余故也，余亦悯焉。

顾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皆以为功于先生也，今已毕致之矣，先生无所用余，余亦无敢久溷先生也。

”则起，趋而去，不知所终。

乱峰重叠水横斜，村舍依稀在若耶。

垂老渐能分菽麦，全家合得住烟霞。

扶衰地有君臣药，劝酒庭馀姊妹花。

雨玩山姿晴对月，莫辞闲淡送生涯。

冬月，山之叟担一牡丹，高可隐人，枝柯鄂韡！

，蕊丛丛以百数。

主人异目视之，为损重赀。

虑他处无足当是花者，庭之正中，旧有数本，移其位让焉。

幂锦张烛，客来指以自负。

亡何花开，薄如蝉翼，较前大不如。

怒而移之山，再移之墙，立枯死。

主人惭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归其原，数日亦死。

客过而尤之曰：“子不见夫善相花者乎？

宜山者山，宜庭者庭。

迁而移之，在冬非春。

故人与花常两全也。

子既貌取以为良，一不当，暴摧折之，移其非时，花之怨以死也诚宜。

夫天下之荆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尽怒而迁之也。

牡丹之来也，未尝自言曰：‘宜重吾价，宜置吾庭，宜黜汝旧，以让吾新。

’一月之间，忽予忽夺，皆子一人之为。

不自怒而怒花，过矣！

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复其处，以其犹奇于新也。

当其时，新者虽来，旧者不让，较其开孰胜而后移焉，则俱不死。

就移焉，而不急复故花之位，则其一死，其一不死。

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

主人之喜怒无常，花之性命尽矣！

然则子之病，病乎其己尊而物贱也，性果而识暗也，自恃而不谋诸人也。

他日子之庭，其无花哉！

” 主人不能答，请具砚削牍，记之以自警焉。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

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

嘻，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

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

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

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

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

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

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

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

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

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

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

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

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

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

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

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

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

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

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

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

”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

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

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

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

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

呜呼！

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

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

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

术者，亦必本乎学也。

苟无其学，斯无其术。

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

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清 · 方孝标《王安石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