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明诗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

”圣谟所析,义已明矣。

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三百之蔽,义归无邪。

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

”黄帝《云门》,理不空绮。

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

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

太康败德,五子咸怨。

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

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

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

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

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

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孝武爱文,《柏梁》列韵。

严、马之徒,属辞无方。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

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

《暇豫》优歌,远见春秋。

《邪径》童谣,近在成世。

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

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

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

《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

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

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

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或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

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

撮举同异,而纳领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

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

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

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

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

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

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

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

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

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

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

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诗人们所追求的。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简介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文心雕龙·乐府

〔刘勰〕 〔南北朝〕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

钧天九奏,既其上帝。

葛天八阕,爰乃皇时。

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

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

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

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

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

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

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

先王慎焉,务塞淫滥。

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

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与。

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

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

《桂华》杂曲,丽而不经。

《赤雁》群篇,靡而非典。

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

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迩及元成,稍广淫乐。

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

暨后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

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

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

张华新篇,亦充庭万。

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

后人验其铜尺,和乐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

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

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

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

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

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

故知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

若夫艳歌婉娈,急志詄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

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

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

诗声俱郑,自此阶矣。

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

声来被辞,辞繁难节。

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

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

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

至于斩伎鼓吹,汉世铙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

缪袭所致,亦有可算焉。

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赞曰:八音摛文,树辞为体。

讴吟坰野,金石云陛。

韶响难追,郑声易启。

岂唯观乐,于焉识礼。

文心雕龙·诠赋

〔刘勰〕 〔南北朝〕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

”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

”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

总其归途,实相枝干。

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

韵,词自己作。

虽合赋体,明而未融。

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

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

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

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

序以建言,首引情本。

乱以理篇,迭致文契。

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

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

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

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

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

宋发巧谈,实始淫丽。

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

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

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

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

孟坚 《两都》,明绚以雅赡。

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

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

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

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

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

伟长博通,时逢壮采。

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

景纯绮巧,缛理有余。

彦伯梗概,情韵不匮。

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

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

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

此扬子之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滞必扬,言庸无隘。

风归丽则,辞剪荑稗。

文心雕龙·颂赞

〔刘勰〕 〔南北朝〕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

自商以下,文理允备。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

风雅序人,事兼变正。

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

《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

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

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

汉之惠景,亦有述容。

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

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

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

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

挚虞品藻,颇为精核。

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

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

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

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

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

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

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

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

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

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

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

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

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

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

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

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曰∶ 容体底颂,勋业垂赞。

镂影攡声,文理有烂。

年积愈远,音徽如旦。

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 〔南北朝〕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

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

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

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

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

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

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

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

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

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

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

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

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

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

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

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

康回倾地,夷羿 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

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 以自适,狷狭之志也。

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

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

固知 《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

《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

《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

《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

《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

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

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

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

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

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

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山川无极,情理实劳。

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文心雕龙·正纬

〔刘勰〕 〔南北朝〕

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

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斯之谓也。

但世敻文隐, 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

《孝》《论》昭晰,而钩谶葳蕤。

按经验纬,其伪有四。

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

丝麻不杂,布帛乃成。

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

经显,圣训也。

纬隐,神教也。

圣训宜广,神教宜约。

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

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

商周以前,图箓频见。

春秋之末,群经方备。

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

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

原夫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

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

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

仲尼所撰,序录而已。

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

通儒讨核,谓起哀平。

东序秘宝,朱紫乱矣。

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

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撰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

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

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

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

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

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赞曰:荣河温洛,是孕图纬。

神宝藏用,理隐文贵。

世历二汉,朱紫腾沸。

芟夷谲诡,糅其雕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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