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十五

问“子夏门人问交”章。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

若善用之，亦俱是。

”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如何？

” 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

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

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亦似专求诸外了。

‘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

‘立如斋’，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

‘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之‘说’。

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

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

”

国英问：“曾子三省虽切，恐是未闻一贯时功夫？

” 先生曰：“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

学者果能忠恕上用功，岂不是一贯？

‘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

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

体用一原，体未立，用安从生？

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此恐未尽。

”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

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功，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

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

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

“颜子不迁怒，不二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

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

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

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

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

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

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

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

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

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

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

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

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

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

岂必务外为人？

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 曰：“最是。

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

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

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

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

‘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

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

’安肯以此望人？

”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

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

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