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序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

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

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

”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

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

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

《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

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

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

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

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

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

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

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

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

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

《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

《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

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

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

”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

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

据行事，仍人道。

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

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

微婉其说，志晦其文。

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

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

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

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

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

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

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

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

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

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

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

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

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

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

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

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

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

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

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

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

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

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

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

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

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

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

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

晋宅江、淮，四海幅裂。

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

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

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

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

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

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

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

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

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

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其后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

其编次多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

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

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

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

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

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

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

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

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

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

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

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

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

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

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

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

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

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

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

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此其所以为长也。

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

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

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

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

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

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

此其所以为短也。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

此其所以为短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

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

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

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

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

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

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

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

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

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

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

《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

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

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

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

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

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

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

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

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

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

他皆放此。

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

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

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

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

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

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

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

于时议者，莫不宗之。

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

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

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

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

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

后世因之，守而勿失。

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

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

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

若以西伯、在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

必以西北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

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

项羽僣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

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

春秋吴、楚僣拟，书如列国。

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

霸王者，即当时诸侯。

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

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

后来作者，宜准于斯。

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

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

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

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

此其义也。

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

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世之读者，幸为详焉。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

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迄乎秦世，分为七雄。

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

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

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

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

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

又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

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

至于汉代则不然。

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

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

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

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

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

自兹已降，年将四百。

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

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

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

梁主敕撰《通史》，定为吴、蜀世家。

持彼僣君，比诸列国，去太去甚，其得折冲之规乎！

次有子显《齐书》，北编《魏虏》。

牛弘《周史》，南记萧詧。

考其传体，宜曰世家。

但近古著书，通无此称。

用使马迁之目，湮没不行。

班固之名，相传靡易者矣。

东郊春草色，驱马去悠悠。

况复乡山外，猿啼湘水流。

岛夷传露版，江馆候鸣驺。

卉服为诸吏，珠官拜本州。

孤莺吟远墅，野杏发山邮。

早晚方归奏，南中才忌秋。

珥笔趋丹陛，垂珰上玉除。

步檐青琐闼，方幰画轮车。

市阅千金字，朝闻五色书。

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

伏奏回金驾，横经重石渠。

从兹罢角抵，且复幸储胥。

天统知尧后，王章笑鲁初。

匈奴遥俯伏，汉相俨簪裾。

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

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

当从大夫后，何惜隶人馀。

郎署有伊人，居然古人风。

天子顾河北，诏书除征东。

拜手辞上官，缓步出南宫。

九河平原外，七国蓟门中。

阴风悲枯桑，古塞多飞蓬。

万里不见虏，萧条胡地空。

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

迟迟前相送，握手嗟异同。

行当封侯归，肯访商山翁。

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

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

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

八体书法，一曰“大篆”。

又《汉书·艺文志》云：“史籀十五篇。

”并此也。

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

秦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

又汉元帝、王遵、严延年并工史书是也。

秦焚书，惟《易》与史篇得全。

《吕氏春秋》云：“苍颉造大篆。

”非也。

若苍颉造大篆，则置古文何地？

所谓籀、篆，盖其子孙是也。

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赞曰：“古文玄胤，太史神书。

千类万象，或龙或鱼。

何词不录，何物不储。

怿思通理，从心所如。

如彼江海，大波洪涛。

如彼音乐，干戚羽旄。

”

江上三千雁，年年过故宫。

可怜江上月，偏照断根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