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二体第二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

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

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

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

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

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此其所以为长也。

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

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

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

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

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

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

此其所以为短也。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

此其所以为短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

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

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

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

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

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

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

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

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

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

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

《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

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在三、五代之间,关于书法和坟墓的记载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得知详细情况。从唐朝、虞朝及后来的周朝以前,这些记录被称为《古文尚书》。然而时代尚淳朴,文字简洁明了,寻求各种体例并不完备,确实有所不足。后来丘明传承《春秋》,子长著《史记》,在文笔方面做了一些改造,这个体例已经相当完备了。后来的作者相互模仿,虽然有所改动和变化,但整体上并没有超出限度,谁又能超越他们呢?荀悦、张璠是丘明的门徒;班固、华峤是子长的追随者。只有这两家,互相竞争自负,必须辨明其利害,可以加以评述。 《春秋》是关于日月顺序,按照岁月列举,中国内外的各个时代,没有一件事情不被记录,都展现在我们眼前。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全部内容,没有重复。这就是它之所以长的原因。至于有关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以及重要的事情,必须详细叙述;涉及到隐藏的事物,也不应该掩饰。像绛县的老人、杞梁的妻子,有的因为回答晋卿而被记载,有的因为应对齐君而被登记。像柳惠这样贤明,像颜回这样仁厚之人,却不能显露姓名,显示他们的言行。因此,论细节,没有一点遗漏;论粗略,可以丢弃丘山。这就是它之所以短和不足的原因。 《史记》以记载大事为主,以详细叙述细节为辅,以谱表的形式记录年份和爵位,以总结未记录的事情,与天文、地理、国家典章、朝章相关,明暗皆应,范围广泛而不失细节。这就是它之所以长的原因。但是,同一件事情,分散在几篇文章中,前后出现,如在《高纪》中描述了语言,在《项传》中描述了事情。又按照类别进行编排,不考虑年月,后来的人却把他们排在首行,把前辈们放在末尾,以至于演变成了汉朝的贾谊和楚屈原同一篇,鲁国的曹沫和燕国的荆轲同一篇。这就是它之所以短和不足的原因。 考虑到这两者的优劣,它们各有所得和所失。然而晋朝的干宝著书时,对丘明的评价很高而对子长评价低,他说:“能够用三十卷的篇幅,囊括两百四十年的历史,没有一点遗漏。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犀利的话吧? 总结:春秋时代的事件,被收录在左氏所写的部分中,只占整个春秋的三分之一而已。丘明自己也知道他的记录是粗略的,所以创作了《国语》来扩展内容。然而,《国语》以外,还有很多遗失的内容,哪里有资格说括囊没有遗漏呢?如果丘明时代是史官的话,都仿照《左传》的方式,像前汉的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这些都是德才超群,声名远播,洞察幽显,言尽军国之事。有的因为隐藏身份卑微,不涉及朝政;有的因为文繁事广,难以排列顺序。他们都是粗略而不书写的,这样也可以。如果情况不容许删减,则汉朝的志传会有很多册数,与十二纪并列,恐怕会琐碎冗长,缺少力量。 所以班固明白这一点,设立了纪传以作区分,使整个历史有序可观,具备系统性。荀悦厌弃传记的冗长,又依照左氏的书写方式,剪裁班史,只有三十篇,保留了历代的内容,超过了原来的传记。那么班固和荀悦,争先恶斗,想废弃对方,也是很难的了。后来的作者,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晋朝的史书有王、虞,还有《干纪》作补充;《宋书》有徐、沈,分为裴氏的《略》。每个都有自己的优点,在世界中共同存在。但是令升的观点,只坚持守一家。 ------------------------------- 这是对原文的白话文翻译,但难免会有个人理解和译文选词上的差异。您可以参考此译文作为标准答案,但也欢迎您提出自己的翻译。



史通·内篇·载言第三

〔刘知几〕 〔唐〕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

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

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

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

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

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

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

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

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

他皆放此。

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

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

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

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

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

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

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

于时议者,莫不宗之。

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

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

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史通·内篇·本纪第四

〔刘知几〕 〔唐〕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

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

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

后世因之,守而勿失。

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

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

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

若以西伯、在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

必以西北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

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

项羽僣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

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

春秋吴、楚僣拟,书如列国。

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

霸王者,即当时诸侯。

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

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

后来作者,宜准于斯。

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

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

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

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

此其义也。

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

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世之读者,幸为详焉。

史通·内篇·世家第五

〔刘知几〕 〔唐〕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

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迄乎秦世,分为七雄。

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

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

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

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

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

又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

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

至于汉代则不然。

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

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

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

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

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

自兹已降,年将四百。

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

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

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

梁主敕撰《通史》,定为吴、蜀世家。

持彼僣君,比诸列国,去太去甚,其得折冲之规乎!

次有子显《齐书》,北编《魏虏》。

牛弘《周史》,南记萧詧。

考其传体,宜曰世家。

但近古著书,通无此称。

用使马迁之目,湮没不行。

班固之名,相传靡易者矣。

史通·内篇·列传第六

〔刘知几〕 〔唐〕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

盖纪者,编年也。

传者,列事也。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

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

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名,非惟羽僣之盗,不可同于天子。

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

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

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

”对曰:不然。

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

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

譬诸闰位,容可列纪。

方之骈拇,难以成编。

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

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

《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

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

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

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

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

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著作多方,有时而异。

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

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

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

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

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

自兹已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都废。

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

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于朋流。

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

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

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

借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

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

嗟乎!

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

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

若斯人者,可胜纪哉!

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

史通·内篇·表历第七

〔刘知几〕 〔唐〕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

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

”此其证欤?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

何者?

《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

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

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

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

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

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

何者?

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

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

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又有甚于斯者。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

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

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

且其书上自庖犠,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剪截,何断而为限乎?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

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

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

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史通·内篇·六家第一

〔刘知几〕 〔唐〕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

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

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

”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

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

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

《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

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

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

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

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

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

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

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

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

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

《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

《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

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

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

”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

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

据行事,仍人道。

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

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

微婉其说,志晦其文。

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

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

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

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

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

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

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

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

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

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

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

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

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

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

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

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

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

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

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

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

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

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

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

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

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

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

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

晋宅江、淮,四海幅裂。

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

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

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

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

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

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

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

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

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

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其后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

其编次多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

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

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

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

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

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

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

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

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

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

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

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

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

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

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史通》序

〔刘知几〕 〔唐〕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

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

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

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

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

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

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

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

嗟予小子,兼而有之。

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

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

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

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

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

送祢郎中

〔王维〕 〔唐〕

东郊春草色,驱马去悠悠。

况复乡山外,猿啼湘水流。

岛夷传露版,江馆候鸣驺。

卉服为诸吏,珠官拜本州。

孤莺吟远墅,野杏发山邮。

早晚方归奏,南中才忌秋。

上张令公

〔王维〕 〔唐〕

珥笔趋丹陛,垂珰上玉除。

步檐青琐闼,方幰画轮车。

市阅千金字,朝闻五色书。

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

伏奏回金驾,横经重石渠。

从兹罢角抵,且复幸储胥。

天统知尧后,王章笑鲁初。

匈奴遥俯伏,汉相俨簪裾。

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

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

当从大夫后,何惜隶人馀。

送陆员外

〔王维〕 〔唐〕

郎署有伊人,居然古人风。

天子顾河北,诏书除征东。

拜手辞上官,缓步出南宫。

九河平原外,七国蓟门中。

阴风悲枯桑,古塞多飞蓬。

万里不见虏,萧条胡地空。

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

迟迟前相送,握手嗟异同。

行当封侯归,肯访商山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