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十三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徐爱问:“先儒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而史书专门记载历史事件,恐怕和其他《五经》的体例宗旨稍有出入。” 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论道方面讲叫‘经’。事实是天理的表现,天理表现为事实。所以《春秋》也是经,《五经》也是史。《易》是伏羲氏时的史,《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时的史。他们记述的事相同,弘扬的道相同,哪里有所谓的不同呢?”


注释

包牺氏,即伏羲。在神话中,伏羲养牺牲以足庖厨,故又有是称。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十四

〔王守仁〕 〔明〕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

史以明善恶,示训诫。

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

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

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

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

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

’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

’此是孔门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

是长淫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

盖淫?

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徐爱跋

〔王守仁〕 〔明〕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

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

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传习录·卷上·门人陆澄录·一

〔王守仁〕 〔明〕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

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

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传习录·卷上·门人陆澄录·二

〔王守仁〕 〔明〕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

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

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传习录·卷上·门人陆澄录·三

〔王守仁〕 〔明〕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

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十二

〔王守仁〕 〔明〕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

唯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十一

〔王守仁〕 〔明〕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

文中子,贤儒也。

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

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

拟经纯若为名。

”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

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

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

áo]于世也?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

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

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

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书》《诗》《礼》《乐》《春秋》皆然。

《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

《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

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

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

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

所谓‘笔’者,笔其旧。

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

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

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

《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

’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

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

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

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

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

是长乱导奸也。

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

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

又况义、黄之世乎!

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

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

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

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十

〔王守仁〕 〔明〕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 先生曰:“然。

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

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

今曰道心为生,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

‘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九

〔王守仁〕 〔明〕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

‘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

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

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

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

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

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

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

‘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八

〔王守仁〕 〔明〕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

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

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

知致则意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