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徐爱录·门人徐爱录·十一

译文

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王通和韩愈。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是一位贤能大儒。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就十分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远。” 徐爱问道：“那么，王通怎么会有模拟经书这种错误的呢？” 先生说：“模拟经书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你姑且说说后世儒学之士写作的目的与模拟经书比起来有何区别？”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编著不是没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终目的；而模拟经书完全是为了求名。” 先生说：“著书讲经以阐明圣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爱说：“仿效孔子删述《六经》以阐明圣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模拟经书不就是仿效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模拟经书仿佛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大概于明道无补。” 先生说：“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借此哗众取宠呢？天下纷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轻实行。如果圣贤之道彰明于天下，那么《六经》不必删述。孔子对《六经》的删述，是不得已而为之呀。自从伏羲画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道因此乱作一团。孔子发现天下愈益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发展只会目无纲纪，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认为只有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易》的宗旨。从此，纷繁复杂的学说均被废弃，天下阐述《易》的学说开始归一。《诗》《书》《礼》《乐》《春秋》也是这样。《尚书》自《典》《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许多淫邪妖冶之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的名物度数不计其数。孔子均作了删削述正，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在《书》《诗》《礼》《乐》之中，孔子何尝加过一句多余的话呢？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词，大多是后来的儒生自己牵强附会硬凑的，不再是孔子当时所编著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大家也说是孔子编著，实际上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所谓‘笔’，亦即照抄原文；所谓‘削’，亦即删减繁复，那是有减而无增。孔子传述《六经》，担忧繁文扰乱天下，虽然简略却不能彻底做到，使天下人从此务必去掉华丽的文饰而追求文章的实质内容，并不是以文辞教导人们。《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更加混乱了。秦始皇焚书得罪天下，是因为他出于一己之私，更不该焚了《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向只在于明道的话，把那些反经叛理的书全焚烧掉，这也正暗合了孔子删述的意思。从秦汉以来，文辞华丽的风气又一天天兴盛起来了，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对那些和经书道理相接近的进行表扬，那么其他的怪理悖论，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但我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我认为，即便圣人重生，也是不会否认这种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是因为华丽的文饰兴盛，而求实之风衰败，人们各抒己见，争奇斗异，喧嚣于世，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蔽世人的耳目，使天下人崇尚华丽，争相追求文饰，以求在社会上出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璞归真的切行，这些都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做解，恐怕世人也难以读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句呢？《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又何必把鲁史删改成《春秋》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的这种观点，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何必去了解弑君的经过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伐国’，伐国就是罪，为什么去问征伐别国的经过？圣人阐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为了存天理、去私欲，对于这些事情，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做不同的回答，但他也不会多说，只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学说的本质，所以他对子贡说：‘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么能够详细地告诉世人呢？这不是要助长乱象、引导奸恶吗！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讲道：‘孔子的门生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这就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究做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写作经书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伊川这话怎么说得通呢？” 先生因此感叹地说：“不能通达天理的人，很难和他说清楚这事的！” 他接着说：“孔子曾说：‘我还能见到史书上有存疑而未纪录的地方。’孟子也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不看《尚书》，我只从《武成》篇里取两三卷来读读而已。’孔子删述《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也仅存数篇，除此之外，难道是其中没有别的事发生，而所著述却仅仅止此，圣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想详细地告诉世人，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也记载得十分简略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发生的事情久远而不详，能记下来流传的就更少了。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当时世风淳朴，大概没有华丽修辞、注重文饰的风气，这就太古的时代，非后世所能比拟。”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删掉它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为世道变化而不再适宜了。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采日渐兴盛，到了周朝末年，想再恢复夏、商的习俗已不可能，何况恢复到尧舜的时代呢？更不必说比这还早的伏羲、黄帝时的世风了！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即是尧、舜之道，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与所设的政令自然也不同，把夏、商的制度政令施行于周朝，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周公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难道还能实行吗？这正是孔子删略前代之事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但求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因时机环境适宜而采取政治策略，而非要去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以道为本，而以功利之心来实行，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来的世儒们诸多人讲来讲去，其实只讲了个霸术而已。”

注释

文中子，指隋王通（584—617），字仲淹，山西龙门人。仿孔子作《六经》。 韩退之，指唐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北昌黎人。他反对释、道，提倡儒学复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 《典》《谟》，即《书经》之《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二南，即《诗经》之《周南》《召南》。《八索》《九丘》传说中的古书名，《左传》：“楚左使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笔削，《史记·孔子世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焚书，见《史记·始皇本纪》：“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中庸》第三十二章：“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五伯，即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 《三坟》，古书名。 宪章，见《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