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惓惓，此情何可当也！

已期二三同志，更处静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见，以求切飙之益，而公期俗绊，势有不能，别去极怏怏，如有所失。

忽承笺惠，反复千余言，读之无甚浣慰。

中间推许太过，盖亦奖掖之盛心，而规砺真切，思欲纳之于贤圣之域，又托诸崇一以致其勤勤恳恳之怀，此非深交笃爱，何以及是。

知感知愧，且惧其无以堪之也。

虽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辞让为乎哉！

其谓“思、孟、周、程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

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者，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岂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

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

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

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

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

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

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

呜呼！

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

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

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

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

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

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

呜呼！

是奚足恤哉！

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呼？

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

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傍，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

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

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

彼将陷溺于祸而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

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

呜呼！

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

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

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

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鄙哉，硁硁乎！

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

”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

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

故其曰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果哉，末之难矣！

”呜呼！

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

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

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

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嗟乎！

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

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

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

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会稽素号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

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

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辄复云云尔。

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歧执笔，又不觉累纸。

盖于相知之深，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

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

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

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

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

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

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

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

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

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

助是助个甚么？

”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

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

“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

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

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

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

“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譬觉而已。

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

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

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

何等洒脱自在！

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

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

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

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膅膅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

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

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

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

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

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

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

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

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

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

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

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

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

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

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

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

才须搀和兼搭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

“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

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

“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

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

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

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

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

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

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

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

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

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

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

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

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

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

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

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

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

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

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

”就自己用工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

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

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

”其说是矣。

“亿、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

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

惟？

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

之言而后尽，在惟？

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

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

舜察迩言而询刍荛，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

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

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

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

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

“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

既已能奔走往来于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

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

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

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

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

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

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

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

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

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

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

此便是文蔚曾着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

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

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

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

然直戆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

惟？

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

后世记诵问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

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

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

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癮，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

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

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

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

温？

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

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

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

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

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

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

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

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

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

觉则自入于逆亿。

夫逆诈，即诈也。

亿不信，即非信也。

为人欺，又非觉也。

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

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

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

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

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

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

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

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

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

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

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

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

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

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

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

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

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

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

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

’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

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

如何却为两事？

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

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

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

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

如之何则可？

”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

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

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

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

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

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

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

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

《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

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

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

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

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思其可少乎？

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

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

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

’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

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

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

如何？

”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

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

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

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

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

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

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

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

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

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

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

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

”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

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