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

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称不朽乎？

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俣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干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

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 《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

”《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

”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

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至于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

降及战国，史氏无废。

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

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

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

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

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

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法归周。

”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

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

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

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

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

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叙事如《春秋》。

及谈卒，子迁嗣。

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

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

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

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其义也。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

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

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

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

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

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

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

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

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至若偏隅僣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

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

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

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

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侯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覈为其右。

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

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

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

蜀李与西凉朝记事，委之门下。

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

自馀伪主，多置著作宫，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

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

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

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

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

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

凡经二十余年，其事缺而不载。

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

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

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

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

”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缺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

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

凡有笔削，毕归馀官。

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

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

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馀宫兼掌。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

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

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人，职与舍人同。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

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

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

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

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

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

今为载笑之别曹，立言贰职。

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又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

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

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

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

”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

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

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

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

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

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

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

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何者？

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

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

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

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

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

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

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

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

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

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

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

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

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

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

载之碑碣，增其壮观。

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此其效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