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神宗皇帝书

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灯事。

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稿私室，以待斧钺之诛。

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

惊喜过望，以至感泣。

何者？

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

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

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

有君如此，其忍负之！

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

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

交浅言深，君子所戒。

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

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

许而不言，臣则有罪。

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

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

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

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

聚散之间，不容毫厘。

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

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

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

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

其为可畏，从古以然。

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

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

”惟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

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

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

君臣之间，岂愿如此。

宋襄公虽行仁义。

失众而亡。

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

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

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

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

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

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

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

造端宏大，民实惊疑。

创法新奇，吏皆惶惑。

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

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

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

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

夔路深山，当行酒禁。

拘收僧尼常住。

减刻兵吏廪禄。

如此等类，不可胜言。

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

斯言一出，民且狼顾。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

”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

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

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何者？

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今岁之人皆虚浮？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又曰：“必也正名乎。

”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

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

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

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

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

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

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智者所国，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

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

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

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岂惟用兵，事莫不然。

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

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

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

”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

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

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

翕然大同，乃底元吉。

”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

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

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

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

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

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

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

以至萧齐，此弊不革。

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

暮宿村县，威福便行。

驱迫邮传。

折辱守宰。

公私劳扰，民不聊生。

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

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

而相继罢黜。

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

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

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

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

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

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

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

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

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

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

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

何者？

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

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

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

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

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縻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

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

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

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

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

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

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

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

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

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

何则？

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

人多爱身，势必如此。

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

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

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

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

冒田之讼，必倍今日。

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

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

虽有长役，更无酬劳。

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

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

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

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

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

若有逃者，何以罪之？

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

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

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

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

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

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

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

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生出科名。

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

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

”此其所以藉口也。

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

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

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

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

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

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

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

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

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

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

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

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

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

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

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

借使万家之邑，已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

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

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

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

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

坏彼成此，所丧愈多。

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

以臣愚见，恐未可凭。

何以明之？

臣在陜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

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

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

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

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

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

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

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

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

簿书廪禄，为费已厚。

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

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

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

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

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

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

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

臣窃以为过矣。

古之英主，无出汉高。

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

”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

”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嬉，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

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

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狥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道的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

道的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

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

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

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

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

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

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

宣宗収燕赵。

复河湟。

力强于宪武矣。

销兵而庞勋之乱起。

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

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巳耗，则盛壮而愈危。

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

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

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

”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太甚。

”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

德宗初即位，擢崔佑甫为相，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蔼然，天下相望。

庶几贞观。

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

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

”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

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

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

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

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

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

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

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

其后关侯果以为言。

以黄忠豪勇之资，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

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

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

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

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

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

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成，其术必精。

不幸丧亡，非意所及。

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

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

文景优劣，于斯可见。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

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

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声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

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

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隘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

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

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

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巳振监司之体，各坏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浄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

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

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

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

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

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

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

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

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患乃至于丧邦。

孔子之言，良不为过。

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

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济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

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袵谢之。

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

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

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

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

”舜岂有是哉？

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

”成王岂有是哉？

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

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

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

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

虽然，陛下必不为此。

何哉？

臣天赐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巳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朕过失，指陈可也。

”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

”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

恃此而言，所以不惧。

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

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坏不能巳，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