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芹十论·审势第一

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

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

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

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

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

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

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

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

是皆未敢也。

然则如之何？

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

「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

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

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

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

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

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

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

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

呼之则驯，驯必致啮。

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

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曩者兀术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

」则是其情意欲和矣。

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

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

亶之弑，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

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

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

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

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

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

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

何以言之？

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

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

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

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

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

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

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

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于我？

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

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

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

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

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

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

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

〔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

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千干]，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

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

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

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

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馀矣。

」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

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

喜怒之既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

何则？

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

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

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

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

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

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

怒之方形，秦自若也。

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

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

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

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

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

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

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

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

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

有常产者困寠，无置锥者冻馁。

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

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也。

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

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

吁！

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

疑则臣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

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

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

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

如是，则一旦缓急。

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

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智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

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

冯妇虽攮臂，其为士笑之。

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

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

」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

」 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

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

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

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辨此。

吾见韩庐东郭踆俱毙而已。

」 臣亦谓吴不能以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愿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

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

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之位，其心盖侥幸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

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耳，无足怪者。

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

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事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勇之习纯用而不杂也。

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

臣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虚。

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就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馀壁者皆莫敢动。

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

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

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夫岂彼能逆知其势之必至于此耶？

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

固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

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

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

以顺居盛，犹有衰焉。

以逆居盛，固为衰乎？

臣之所谓理者此也。

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

今之议者皆痛惩往者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威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口，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

惩蝮蛇之毒，不能祥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

亦已过矣。

故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语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则臣固当为陛下言自治之策。

今之所以自治者不胜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优困，财用之半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窳，边备之废置，此数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

顾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难之而不敢发者，一曰：绝岁币，二曰都金陵。

臣闻今之所以待虏，以缗计者二百馀万，以天下之大而为生灵社稷计，曾何二百馀万之足云，臣不为二百馀万缗惜也。

钱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势相去亦无几矣，岂以为是数百里之远而遽有强弱之辨哉！

臣不为数百里计也。

然而绝岁币则财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则中原未可以遽复，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区区以是为言者，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养其气。

」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今则不然：待敌则恃欢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山湖之险，望实俱丧，莫此为甚。

使吾内之三军习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缓急将谁使之战哉！

借使战，其能必胜乎？

外之中原民心以为朝廷置我于度外，谓吾无事则知自备而已，有事则将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毙、为吾响应者，它日必无若是之捷也。

如是则敌人将安意肆志而为吾患。

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

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陛下间取其二百馀万缗者以资吾养兵赏劳之费，岂不为朝廷之利乎！

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

臣观虏人之情，玩吾之重战，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过一二年必以战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绝之，则彼亦将自沮，而权固在我矣。

议者必曰：「朝廷全盛时，西、北二虏亦不免于赂。

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虏倍西、北之势，虽欲不赂，得乎？

」臣应之曰：「是赵之所以待秦也。

」昔者秦攻邯郸而去，赵将割六县而与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

抑其力尚能进，且爱我而不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馀力矣。

必以倦而归矣。

」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归。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资之，是助秦自攻也。

」臣以为虞卿之所以谋赵者，是今日之势也。

且今日之势，议者固以东晋自卑矣。

求之于晋，彼亦何尝退金陵、输岁币乎？

臣窃观陛下圣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将凌跨汉唐、鞭笞异类，然后为称，岂能郁郁久居此者乎？

臣愿陛下酌古以御今，无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

古人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又曰：「作屋道边，三年不成。

」盖谋贵众、断贵独，惟陛下深察之。

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于。

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

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

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

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

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常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

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常鸠众二千，逮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夏，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

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

负抱愚忠，填郁肠肺。

官闲心定，窃伏思念：今日之事，朝廷一于持重以为成谋，虏人利于尝试以为得计，故和战之权常出于敌，而我特从而应之。

是以燕山之和未几而京城之围急，城下之盟方成而两宫之狩远。

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

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

惟是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由未若是之酷。

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亟遂齰舌以为深戒。

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

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

恭惟皇帝陛下。

聪明神武，灼见事机，虽光武明谋，宪宗果断，所难比拟。

一介丑虏尚劳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献谋效命之秋。

臣虽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

以为今日虏人实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为无患。

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名曰美芹。

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

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

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故在吾目中。

惟陛下留乙夜之神，臣先物之机，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

典冠举衣以复韩侯，虽越职之罪难逃。

野人美芹而献于君，亦爱主之诚可取。

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斧质馀生实不胜万幸万幸之至。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

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

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后世。

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

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

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乎！

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