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列传第六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

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

”此其证欤？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

何者？

《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

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

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

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

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

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

何者？

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

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

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又有甚于斯者。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

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

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

且其书上自庖犠，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剪截，何断而为限乎？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

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

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

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

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

考其所记，多效《礼经》。

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

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

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亦犹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

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

古号《河渠》，今称《沟洫》。

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

《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

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

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揆也。

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阙。

《百官》、《舆服》，谢拾孟坚之遗。

王隐后来，加以《瑞异》。

魏收晚进，弘以《释老》。

斯则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诸历代，不过一二者焉。

大抵志之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

其间则有妄入编次，虚张部帙，而积已久，不悟其非。

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一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

今略陈其义，列于下云。

（以上《书志序》） 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

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

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诸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

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

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

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

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

至如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若乃体分蒙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

凡所记录，多合事宜。

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

（以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备。

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

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

论其妄载，事等上篇。

《续汉》已还，祖述不暇。

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

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

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

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

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

史臣所书，宜其辍简。

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

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

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必不能去，当变其体。

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

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

习兹楷则，庶免讥嫌。

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 于宋生得之矣。

（以上《艺文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

此理昭昭，不易诬也。

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

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浆得酒。

太岁在巳，贩妻鬻子。

”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

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

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

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

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

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

门枢白发，元后之祥。

桂树黄雀，新都之识谶。

举夫一二，良有可称。

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宝皆迂阔。

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螣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遂，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

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昊穹垂谪，厥罚安在？

探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

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只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

作者犹广之以《拾遣》，加之以《语录》。

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

则知其言所略。

盖亦多矣。

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失其事？

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

夏徵舒之构逆，当夫昭代。

楚严作霸，荆国始僣称王。

高宗谅阴，亳都实生桑谷。

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

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

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

移的就箭，曲取相谐。

掩耳盗钟，自云无觉。

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鹙著青色，负蠜非中国之虫，鸲鹆为夷狄之鸟。

如斯诡妄，不可殚论。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

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哉！

自汉中兴已还，迄于宋、齐、其间司马彪、藏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

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

何者？

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辩论，务守常途。

既动遵绳墨，故理绝河汉。

兼以古书从略，求徵应者难该。

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

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

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

日蚀不常，文伯所对。

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扬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徵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

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

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

世之作者，其鉴之哉！

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

（以上《五行志》） 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可广闻见，难为删削也。

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

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言焉。

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

四支六府，疴瘵所缠，苟详其孔穴，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也。

且身名并列，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

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

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輶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

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

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

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

探孟轲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

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

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

深所未晓。

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

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

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何者？

京邑翼翼，四方是则。

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

虎踞龙蹯，帝王表其尊极。

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

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

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

且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

故齐府肇建，颂魏都以立宫。

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

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

至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齐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

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

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

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传节，蒟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

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迹遐迩来王，任土作贡。

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

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

不议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

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

楚置三闾，实掌王族。

逮于晚叶，谱学尤烦。

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

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

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

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

代氏南迁，革夷从夏。

于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

华壤边民，虏汉相杂。

隋有天下，文轨大同。

江外、山东，人物殷凑。

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

郡正州都，世掌其任。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

如休文《宋籍》，广以《符瑞》。

伯起《魏篇》，加之《释老》。

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

惟此数条，粗加商略，得失利害，从可知矣。

庶乎后来作者，择其善而行之。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编。

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苟世无其录，则阙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

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

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

于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

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

谱牒之作，盛于中古。

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

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格》。

盖氏族之事，尽在事矣。

自沉莹著《监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多，谅非一族。

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

《水经》加注，郦元编而不穷。

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

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

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

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

（以上杂志）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史官所撰，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

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

丘明“君子曰” 者，其义实在于斯。

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

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

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

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

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

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

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

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

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

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

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

观过知仁，斯之谓矣。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

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

项羽重瞳，岂舜苗裔。

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

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

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

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

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

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

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

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

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

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

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

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

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

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

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

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

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

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

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迄乎秦世，分为七雄。

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

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

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

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

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

又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

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

至于汉代则不然。

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

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

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

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

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

自兹已降，年将四百。

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

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

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

梁主敕撰《通史》，定为吴、蜀世家。

持彼僣君，比诸列国，去太去甚，其得折冲之规乎！

次有子显《齐书》，北编《魏虏》。

牛弘《周史》，南记萧詧。

考其传体，宜曰世家。

但近古著书，通无此称。

用使马迁之目，湮没不行。

班固之名，相传靡易者矣。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

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

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

后世因之，守而勿失。

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

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

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

若以西伯、在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

必以西北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

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

项羽僣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

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

春秋吴、楚僣拟，书如列国。

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

霸王者，即当时诸侯。

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

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

后来作者，宜准于斯。

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

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

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

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

此其义也。

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

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世之读者，幸为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