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世家第五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

盖纪者，编年也。

传者，列事也。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

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

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名，非惟羽僣之盗，不可同于天子。

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

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

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

”对曰：不然。

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

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

譬诸闰位，容可列纪。

方之骈拇，难以成编。

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

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

《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

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

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

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

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

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著作多方，有时而异。

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

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

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

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

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

自兹已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都废。

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

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于朋流。

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

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

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

借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

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

嗟乎！

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

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

若斯人者，可胜纪哉！

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

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

”此其证欤？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

何者？

《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

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

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

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

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

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

何者？

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表。

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

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又有甚于斯者。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

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

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

且其书上自庖犠，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剪截，何断而为限乎？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

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

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

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

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

考其所记，多效《礼经》。

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

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

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亦犹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

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

古号《河渠》，今称《沟洫》。

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

《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

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

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揆也。

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阙。

《百官》、《舆服》，谢拾孟坚之遗。

王隐后来，加以《瑞异》。

魏收晚进，弘以《释老》。

斯则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诸历代，不过一二者焉。

大抵志之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

其间则有妄入编次，虚张部帙，而积已久，不悟其非。

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一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

今略陈其义，列于下云。

（以上《书志序》） 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

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

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诸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

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

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

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

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

至如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若乃体分蒙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

凡所记录，多合事宜。

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

（以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备。

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

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

论其妄载，事等上篇。

《续汉》已还，祖述不暇。

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

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

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

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

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

史臣所书，宜其辍简。

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

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

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必不能去，当变其体。

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

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

习兹楷则，庶免讥嫌。

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 于宋生得之矣。

（以上《艺文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

此理昭昭，不易诬也。

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

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浆得酒。

太岁在巳，贩妻鬻子。

”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

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

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

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

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

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

门枢白发，元后之祥。

桂树黄雀，新都之识谶。

举夫一二，良有可称。

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宝皆迂阔。

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螣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遂，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

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昊穹垂谪，厥罚安在？

探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

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只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

作者犹广之以《拾遣》，加之以《语录》。

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

则知其言所略。

盖亦多矣。

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失其事？

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

夏徵舒之构逆，当夫昭代。

楚严作霸，荆国始僣称王。

高宗谅阴，亳都实生桑谷。

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

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

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

移的就箭，曲取相谐。

掩耳盗钟，自云无觉。

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鹙著青色，负蠜非中国之虫，鸲鹆为夷狄之鸟。

如斯诡妄，不可殚论。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

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哉！

自汉中兴已还，迄于宋、齐、其间司马彪、藏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

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

何者？

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辩论，务守常途。

既动遵绳墨，故理绝河汉。

兼以古书从略，求徵应者难该。

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

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

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

日蚀不常，文伯所对。

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扬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徵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

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

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

世之作者，其鉴之哉！

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

（以上《五行志》） 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可广闻见，难为删削也。

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

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言焉。

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

四支六府，疴瘵所缠，苟详其孔穴，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也。

且身名并列，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

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

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輶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

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

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

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

探孟轲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

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

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

深所未晓。

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

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

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何者？

京邑翼翼，四方是则。

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

虎踞龙蹯，帝王表其尊极。

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

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

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

且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

故齐府肇建，颂魏都以立宫。

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

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

至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齐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

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

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

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传节，蒟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

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迹遐迩来王，任土作贡。

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

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

不议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

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

楚置三闾，实掌王族。

逮于晚叶，谱学尤烦。

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

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

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

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

代氏南迁，革夷从夏。

于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

华壤边民，虏汉相杂。

隋有天下，文轨大同。

江外、山东，人物殷凑。

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

郡正州都，世掌其任。

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

如休文《宋籍》，广以《符瑞》。

伯起《魏篇》，加之《释老》。

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

惟此数条，粗加商略，得失利害，从可知矣。

庶乎后来作者，择其善而行之。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编。

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苟世无其录，则阙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

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

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

于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

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

谱牒之作，盛于中古。

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

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格》。

盖氏族之事，尽在事矣。

自沉莹著《监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多，谅非一族。

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

《水经》加注，郦元编而不穷。

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

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

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

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

（以上杂志）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史官所撰，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

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

丘明“君子曰” 者，其义实在于斯。

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

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

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

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

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

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

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

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

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

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

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

观过知仁，斯之谓矣。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

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

项羽重瞳，岂舜苗裔。

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

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

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

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

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

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

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

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

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

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

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

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

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

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

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

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

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

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

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

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

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

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迨华峤《后汉》，多同班氏。

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

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

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

后来所作，他皆若斯。

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

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

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

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

滥觞笔迹，容或可观。

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譬夫方朔始为《客难》，续以《宾戏》、《解嘲》。

枚乘首唱《七发》，加以《七章》、《七辩》。

音辞虽异，旨趣皆同。

此乃读者所厌闻，老生之恒说也。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

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

左氏立传，显其区域。

科条一辨，彪炳可观。

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

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

邓、孙已下，遂蹑其踪。

史便中兴，于斯为盛。

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

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

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

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

案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

”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

又案百药《齐书》例云：“人有本行字者，今并书其名。

”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

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

又《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

”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

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

所谓画蛇而加以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至于题目失据，褒贬多违，斯并散在诸篇，此可得而略矣。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

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

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

后世因之，守而勿失。

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

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

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

若以西伯、在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

必以西北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

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

项羽僣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

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

春秋吴、楚僣拟，书如列国。

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

霸王者，即当时诸侯。

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

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

后来作者，宜准于斯。

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

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非无往例。

逮伯起之次《魏书》，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

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

此其义也。

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

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世之读者，幸为详焉。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

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

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

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

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

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

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

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

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

他皆放此。

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

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

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

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

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

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

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

于时议者，莫不宗之。

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

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

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

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

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

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

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

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此其所以为长也。

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

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

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

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

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

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

此其所以为短也。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

此其所以为短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

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

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

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

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

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

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

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

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

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

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

《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

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

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

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

”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

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

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

《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

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

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

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

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

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

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

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

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

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

《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

《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

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

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

”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

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

据行事，仍人道。

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

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

微婉其说，志晦其文。

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

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

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

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

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

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

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

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

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

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

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

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

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

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

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

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

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

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

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

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

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

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

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

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

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

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

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

晋宅江、淮，四海幅裂。

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

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

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

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

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

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

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

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

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

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其后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

其编次多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

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

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

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

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

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

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

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

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

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

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

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

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

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

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

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

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

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

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

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

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

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

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

嗟予小子，兼而有之。

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

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

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

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

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