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品藻第二十三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

语曰：“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

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

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幸而获全。

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

历代厚诬，一朝如雪。

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

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

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

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扎，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

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

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

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

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

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

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

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

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

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

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

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

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

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

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

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

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

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呜呼！

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

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

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

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

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

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

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

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

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

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

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

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

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

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

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

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

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

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

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

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

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

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

《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

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

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

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

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

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

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

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

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

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

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

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

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

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

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

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

夜光之璧，不能无类。

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

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

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

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

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

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

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

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

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

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

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

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

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刊之国史，以为格言。

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

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

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

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

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

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

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

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

历观古之学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

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

贾后无道，《女史》由其献箴。

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

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

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

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

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

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

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

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

爱憎之道，岂若是邪？

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

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

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

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

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

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

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

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

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

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

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

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

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

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

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

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

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

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

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

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

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

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

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

且无二君，何我之有？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

齐桓行霸，兴亡继绝。

《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

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

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

”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

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

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

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

三《传》并兴，各释经义。

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

记某事也。

”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

记异也。

”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

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

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

’”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

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

’”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

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

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

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

何则？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

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

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

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

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

”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

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

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

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

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

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

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

”曰“姓张。

”“张长史乎？

”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

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

”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

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

”秋八月，叔辄卒。

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

”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

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

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

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

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

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

俗而不典，二难也。

书不实录，三难也。

赏罚不中，四难也。

文不胜质，五难也。

”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

呜呼！

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

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

”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

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

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

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

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

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

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

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

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

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

商书，灏灏尔。

周书，噩噩尔。

下周者，其书憔悴乎？

”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

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

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

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

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

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

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

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

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

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

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简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

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

逮晋已降，流宕逾远。

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

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

《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

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

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

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

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

”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

”《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

”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

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

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

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

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

”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

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

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

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

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

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

嗟乎！

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

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

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

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

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

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

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

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

《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

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

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

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

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

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

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

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

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

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

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

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

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

《国》、《晋》已降，烦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

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

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

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

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

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

子乃封王，名非鲁、卫。

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

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

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

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

邦国初基，皆云草昧。

帝王兆迹，必号龙飞。

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

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

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

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

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

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

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

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

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

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

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

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

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

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

至如翼犍，昭成原讳。

黑獭，周文本名。

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

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

重耳、黑臀，名之鄙也。

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

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

河边之狗，著于谣咏。

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

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

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

”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右妄饰）

静烟临碧树，残雪背晴楼。

冷天侵极戍，寒月对行舟。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

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

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

所谓说事之端也。

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

所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

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

”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

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

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

”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

”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

躬为逆上，名隶恶徒。

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

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

”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

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

今之记事也则不然。

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

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

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

《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

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

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

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

自余所说，多类如此。

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

作俪蛮夷，抑惟秦、晋。

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

奢言无限，何其厚颜！

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

”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

”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

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

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

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

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

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

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

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

”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

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

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

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词，撮其机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

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

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

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

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

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

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

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

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

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