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浮词第二十一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

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

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

所谓说事之端也。

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

所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

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

”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

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

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

”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

”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

躬为逆上,名隶恶徒。

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

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

”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

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

今之记事也则不然。

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

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

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

《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

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

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

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

自余所说,多类如此。

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

作俪蛮夷,抑惟秦、晋。

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

奢言无限,何其厚颜!

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

”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车讵肯来?

”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

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

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

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

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

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

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

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

”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

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

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

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词,撮其机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

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

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夫人担任重要职务的发言,严肃而不断,必须有徐徐细致的措辞,以表达其始末。因此,伊、惟、夫、盖是发言的开头;焉、哉、矣、兮是帮助断句的词语。去掉它们,则言语不够准确,添加它们,则章句得到完善。 史书的叙述方法也有时类似于此。所以要描述晋灵公厚收藏雕墙,首先要指出不君为称;要说司马安为四至九卿,先要以巧宦标榜。这就是说事的方法。又如书中描写重耳攻打原示信,再以一战而称霸,这是文学的教育;记载匈奴的采集人头,像郅都一样不被击中,就说他见惮如此。这就是论事的辅助。 过去尼父编写经书,他的义务是褒扬和贬责,明确如日月,持续不断。而史传所写的内容,只重视广泛收录而已。 至于史书之外,时常出现抑扬顿挫,在片言中表达得失,判断对错就取决于一句话,谈何容易,可不慎重!然而近代的作者,沉溺于繁复,导致发言偏离中心,增加了字数,从而使后来的读者难以相信。《史记》中有人说:“赵鞅的儿子们,没有最贤的。”贤者应以仁慈为先,礼让为本。至于伪装成邻国,提出计划实施战争,使同气女儿成为兄弟,摩笄决裂,这是虚伪而安于忍耐,贪婪而没有亲情,如鲸鱼与鲵一样,不如狗猪,如何能算是贤者呢?《汉书》还说:“萧何认为韩信贤。”据我所知,贤者处世,应该和一条直线一样,不因贫穷而陨落,不因富贵而骄傲。《易传》说:“知进退存亡,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像淮阴初时在微弱的环境中,放弃了原来的事业,后来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结果迅速遭受灾祸;自己做了逆上之人,名声堪忧。身体周围的防备无从得知,知足的情感在哪里?赞美了他的才干,称赞他的智谋是可以的,但如果以贤为目标,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又说:“严延年精悍敏捷,虽然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但也不能超越他。”也是以编写《酷吏》的名义,称他为“屠伯”,而与孔门之门徒相比较,这是不合理的!从春秋到汉代,经历了多次更替,必须言貌取人,耳目不接触,又如何知道他们的才能相类似,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呢? 古代的记载,有时先经过张本,有时后传终言,虽然分布疏密不一,错综复杂。而现今的记载则不同。有时卷之间异篇,忽然相矛盾;有时连行接句,突然形成矛盾。所以,《齐史》对魏收的评价,正直邪曲,三种解释各不相同;《周书》对太祖的评价,宽仁好杀,两种理论不同。不仅言辞无准确可依,而且事实也成了首鼠两端的结果。人一句话,史书多次叙述,正是因为善于发芜音,不求谠理,所以言之反复,观者感到困惑。 还有一种开国承家,美恶昭露,光芒如星汉一样,不能被丝毫尘埃所动摇,却经过了修饰。 在近代史书中,这种情况尤为多见。例如,《魏书》称登国以鸟的名称命官员,却说“好尚淳朴,远师少皞”;描述道武婚配蕃落,却说“招携荒服,追慕汉高”。其他所说的情况,大多类似于此。可以查案魏氏始兴边朔,对典、坟了解很少;将蛮夷看作夫子弟子,只抬高秦、晋。而鸟官的设置,又与郯子的言论何干呢? 顶着时代的潮流而相媚,为何要附会春的计策?虚言无止境,何其厚颜!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国灭亡而得回来,庾信赠予他的诗句说:“虢国亡了,垂下了棘篱树,回来了宝鼎。”陈周弘正来访,给韦敻赠诗说:“德星还未动,直车怎么会来?”这些都是对庾、周非常重视。文学中存在着恶意,自古以来就有,这并不是他们本人所能控制的。如果以庾、周所写的作品都是真实记载,那么他们的褒责非止于一人,都应该引用他们的言论,而不仅仅是采用他们的四句诗而已。如果题目不准确,头尾相违,那就是百家药、德棻的情况;心怀爱憎,词句出入,那就是魏收、牛弘的情况。这是由于审查不严谨,智识不全面,肆意妄为,肆意地挥笔。所以虽然弥补了一些细节,但痕迹更加明显,使那些缺乏知识的人迷惑,而那些有见地的人则嗤之以鼻。 词语贫乏的人,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才华丰富的人,几句话就能表达深刻。例如,《左传》称绛父在论甲子时,隐晦地说给了赵孟;班《书》叙述楚老哭龚生,无人能识别他的名字。如果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就能知道相似情况。至于



回文

〔陆龟蒙〕 〔唐〕

静烟临碧树,残雪背晴楼。

冷天侵极戍,寒月对行舟。

史通·内篇·叙事第二十二

〔刘知几〕 〔唐〕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

”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

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

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

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

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

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

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

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

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

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

商书,灏灏尔。

周书,噩噩尔。

下周者,其书憔悴乎?

”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

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

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

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

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

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

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

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

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

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

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简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

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

逮晋已降,流宕逾远。

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

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

《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

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

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

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

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

”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

”《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

”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

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

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

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

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

”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

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

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

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

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

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

嗟乎!

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

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

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

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

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

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

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

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

《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

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

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

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

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

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

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

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

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

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

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

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

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

《国》、《晋》已降,烦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

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

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

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

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

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

子乃封王,名非鲁、卫。

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

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

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

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

邦国初基,皆云草昧。

帝王兆迹,必号龙飞。

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

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

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

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

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

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

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

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

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

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

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

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

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

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

至如翼犍,昭成原讳。

黑獭,周文本名。

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

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

重耳、黑臀,名之鄙也。

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

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

河边之狗,著于谣咏。

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

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

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

”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右妄饰)

史通·内篇·品藻第二十三

〔刘知几〕 〔唐〕

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

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

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

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

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

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

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

董卓、袁绍,无闻二录。

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

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

用此为断,粗得其伦。

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

其言甚高,其义甚惬。

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

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

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

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

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

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

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

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

其序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

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璠玙,或策驽骀而舍骐骥。

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馋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

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

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

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

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

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

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

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

纪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

王頍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

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

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我。

”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

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

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

史官之责也。

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史通·内篇·直书第二十四

〔刘知几〕 〔唐〕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

语曰:“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

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

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幸而获全。

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

历代厚诬,一朝如雪。

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

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

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

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史通·内篇·曲笔第二十五

〔刘知几〕 〔唐〕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扎,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

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

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

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

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

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

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

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

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

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

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

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

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

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

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

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

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

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呜呼!

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

〔刘知几〕 〔唐〕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

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

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

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

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

”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

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

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

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史通·内篇·邑里第十九

〔刘知几〕 〔唐〕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

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

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

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

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史通·内篇·因习第十八

〔刘知几〕 〔唐〕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

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

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

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

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

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

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

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

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

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

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

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

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

嗟乎!

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

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大燕故程府君墓志铭

〔无名氏〕 〔唐〕

君讳思泰,其先广平郡人也。

昔远祖官于魏朝,遂为邺人也。

祖、父基并晦迹韬光之士也。

君禀坤和之气,挺岐嶷之姿。

少小而儒,行薬。

身成而沐道浴义,而能高尚不仕。

琴觞通时,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春秋六十有七,以圣武二年四月廿□日终于私第。

夫人胡氏,六行夙彰,三从早着。

事舅姑而婉顺,处夫子而坚明。

为母则贤,为妇则孝,虽鸿妻班女未可同年而语焉。

岂其风树难停,尺波易往。

千寻玉树,俄閟于九泉。

邕邕令仪,具沈于逝水。

春秋六十有二,以圣武二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即以天成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迁葬于邺县西南八里平原,礼也。

前洹水,后天平,左铜台,右行岭。

嗣子璆、次子暹等哀号露序,痛贯风枝。

举泪栢而长号,感蓼莪而罔极。

恐桑海之□变,异金石之无忘。

见托不才敢杨其美。

词曰: 惟祖惟父兮,晦迹林园。

君之处世兮,亦象其贤。

□涯溘至兮,委质重泉。

一归冥寞,万古皆然。

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

〔刘知几〕 〔唐〕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

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

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惟此二名,其归一揆。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

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

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

嗟乎!

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

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

欲加商榷,其流实繁。

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