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十七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

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

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

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

”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

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

’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

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

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

如何？

”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

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

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

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

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

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

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

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

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

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

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思其可少乎？

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

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

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

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

’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

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

如何却为两事？

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

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

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

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

如之何则可？

”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

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

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

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

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

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

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

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

《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

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

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

觉则自入于逆亿。

夫逆诈，即诈也。

亿不信，即非信也。

为人欺，又非觉也。

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

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

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

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

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

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

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

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

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

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

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

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

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

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

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

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

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

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

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

否乎？

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

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

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

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

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

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

仁义礼智，果性乎？

喜怒哀乐，果情乎？

私欲客气果一物乎？

二物乎？

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

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

愚者窍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

然乎？

否乎？

” 性一而已。

仁、义、礼、知，性之性也。

聪、明、睿、知，性之质也。

喜、怒、哀、乐，性之情也。

私欲、客气，性之蔽也。

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

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

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

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

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

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

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

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

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

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

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

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

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

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

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

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

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来书云：“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

如何谓明得尽？

如何而能便浑化？

” 良知本来自明。

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

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此本不甚难晓，原静所以致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

向曾面论明善之义，“明则诚矣”，非若后儒所谓明善之浅也。

来书云：“佛氏又有‘常提念头’之说，其犹孟子所谓‘必有事’，夫子所谓‘致良知’之说乎？

其即‘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

于此念头提在之时，而事至物来，应之必有其道。

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放下时多，则功夫间断耳。

且念头放失，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忽然惊醒而后提，其放而未提之间，心之昏杂多不自觉。

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

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

抑于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

虽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

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又为‘思善’之事，而于‘本来面目’又未达一间也。

如之何则可？

” 戒惧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岂有两事邪？

此节所问，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末后却是自生迷惑，说得支离，及有“本来面目未达一间”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

来书云：“佛氏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于吾儒‘随物而格’之功不同。

吾若于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矣。

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时耳，斯正孟子‘夜气’之说。

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际，思虑已生。

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时否乎？

今澄欲求宁静，愈不宁静。

欲念无生，则念愈生。

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显，而与造物者游乎？

”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

“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

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

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

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

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

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

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

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