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品藻第二十三

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

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

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

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

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

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

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

董卓、袁绍,无闻二录。

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

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

用此为断,粗得其伦。

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

其言甚高,其义甚惬。

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

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

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

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

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

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

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

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

其序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

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璠玙,或策驽骀而舍骐骥。

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馋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

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

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

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

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

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

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

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

纪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

王頍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

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

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我。

”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

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

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

史官之责也。

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听说人们常常以相同的特点聚在一起,物品也根据特点分成不同的类别。薰莸和器物不一样,枭鸾和翼不可比。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他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很远;伊尹、霍光,殷商和汉朝,他们相隔了千年。但是,人们普遍称商、冒为悖逆,称伊、霍为忠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事举止符合了他们所代表的特点,所以即使相隔很远也能够相互类比。史官的责任就是要把握这些相似之处。有关古人的记载,史官们开始汇集起来。但其中有的时候因为年代久远,人物稀少,所以具体的细节可能难以得到。所以像韩非、老子这样的人物,被放在了同一篇中;而董卓、袁绍这样的人物,则没有被记载在其中。这岂非是说韩非、老子都是讲述者,书上有他们的姓名;袁绍、董卓都被称为英雄,生活在汉末时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归类。还有其他类似的人物,应该分开来流传,但是不能明确他们属于同一个科目,区分他们之间的不同,使兰艾混杂在一起,朱紫无法区分,这是史官的责任。再看班固的《古今人表》,囊括了亿万年的历史,融合了百家之说,分为三科,确定了九等。他的言辞高昂,思想非常符合人们的意识。但当中列举的人物,为什么不能和他们本身的内容一致呢?像孔门的达者,颜回、称殆庶的人物应该在其中,其他一些人也是同样如此。但如今却先记载了伯牛,然后才是曾参,进了仲弓,退了冉有,我寻找折中之法,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理论。另外,楚王经过邓国时,三个侄子请求杀掉他,邓国侯没有同意,最终邓国亡了。如今却定邓国侯的位置低于下愚之上,难道我们应该让人负责我们的过错,把善行引导为恶行,这样将如何劝说善行呢?如果认为小人不能扰乱大计划,这是用错了权力,所以加罪于他。那么这三个侄子见几而作,决定在未萌之前,本应被立为标杆,放在云汉之中。为什么却排在邓国侯的后面,只列在中庸之间呢?列举晋文的臣佐,舟之侨排在首位,阳处父次之,士会排在最后。列举燕丹的宾客,高渐离排在首位,荆轲次之,秦舞阳排在末尾。这些列举都是混淆了是非善恶,贬低了珍瓶而贵重玉石,轻贱了驽骀而舍弃骐骥。以这些为参考,谁来欺骗呢?这是史官的责任。沈充、息夫馋谄迷惑上位,给国家的未来带来灾祸,波及到了忠良之辈。论他们的奸邪,超过了石显远。然而,这些人的事迹并没有列入其中,也没有被记载为佞幸。杨王孙裸葬违背了礼仪,一生中没有其他事情,与朱云列在一起,成为传世的名人,难道不是污秽吗?如果去寻求其他记录,偷窥杂传,像这样的错误太多了。刘向的《列女传》中记载了鲁国的秋胡妻,追溯他的起源,没有什么才行可称道的地方,只是因为怨恨丈夫,投江自杀。这样的人和古冶一样轻生,与曹娥殉节不一样,他们是凶险刁蛮的人,与贞烈相距甚远。又如嵇康的《高士传》,其中记载的很广泛,但是颜回、蘧瑗却没有出现在书中。因为虽然这两位留下了道德的遗产,但是他们在贫穷中守志,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名教,不免沦为俗人。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他们也深入了解四书五经,研究孔门的教义,融入了鲁国的儒风,与他们有何不同,为什么不能记载呢?颜回、蘧瑗可以丢弃,而扬子云、董仲舒得到了记载,可以说是识二五而不知十。再说到近代,史臣所著的记载,也经常有差错。比如阳瓒效忠于边境城池,舍身杀敌,当有宋代的记载,少不了刘备、诸葛亮之类的人吧?但沈氏却没有单独列出他们,只是放在《索虏》篇内。纪僧真坚持节操,行事始终无瑕疵,但萧氏却混合群小,把《恩幸》当作目录。王頍文章不够,但拥有多种武艺,亲自进见戚藩,从最高处踏进了逆乱。撰写隋史的人如果不能与枭感并列,就应该附在《杨谅传》中,与文人一起编写,与吉士为伍。这样的编纂,是否归类呢?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被庞萌误导,曹公被张邈欺骗。在这些事件被记录在方书中时,善与恶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许、郭深刻的警醒,裴、王巧妙的评述,但作者保存在简牍中的内容,不能使善恶区分开来,所以说是史官的责任。如果能申述他们的见解,区分他们的品行,使小人与君子在声誉上有差距,对上智者和中庸者有所区分,那么对于惩罚邪恶、鼓励善行,使来世得到永久庄重,激发浊气流扬清气,形成不朽,将是很重要的。



史通·内篇·直书第二十四

〔刘知几〕 〔唐〕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

语曰:“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

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

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幸而获全。

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

历代厚诬,一朝如雪。

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

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

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

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史通·内篇·曲笔第二十五

〔刘知几〕 〔唐〕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扎,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

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

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

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

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

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

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

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

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

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

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

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

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

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

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

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

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

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呜呼!

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史通·内篇·鉴识第二十六

〔刘知几〕 〔唐〕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

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

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

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

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

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

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

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

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

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

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

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

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

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

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

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

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

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

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

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史通·内篇·叙事第二十二

〔刘知几〕 〔唐〕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

”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

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

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

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

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

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

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

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

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

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

商书,灏灏尔。

周书,噩噩尔。

下周者,其书憔悴乎?

”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

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

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

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

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

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

而世之议者皆雷同,举裴而共诋王氏。

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

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

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侯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

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覼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篇序)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简之时义大矣哉!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

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

逮晋已降,流宕逾远。

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

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未聚蚁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

《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

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谥而亡。

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

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

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栾武子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蓝缕,以启山林。

”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

”《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

”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

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

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

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

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

”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偻者逆偻者。

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

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

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

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

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

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

嗟乎!

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右尚简)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

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

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

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

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

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

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

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

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

《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

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

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

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

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

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

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

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

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

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

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

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子升取讥于君懋,非不幸也。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璧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

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

《国》、《晋》已降,烦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

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

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

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

(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

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

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

子乃封王,名非鲁、卫。

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

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

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

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

邦国初基,皆云草昧。

帝王兆迹,必号龙飞。

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

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正之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

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

夫以吴徵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

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

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

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

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

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

是以汉初立槥,孟坚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

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

男子有笄,伯支远徵于《内则》。

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

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仍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

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又自杂种称制,充牣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

至如翼犍,昭成原讳。

黑獭,周文本名。

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

盖厖降、蒯聩,字之媸也。

重耳、黑臀,名之鄙也。

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

况齐丘之犊,彰于载谶。

河边之狗,著于谣咏。

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

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

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

”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右妄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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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 〔唐〕

静烟临碧树,残雪背晴楼。

冷天侵极戍,寒月对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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