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

”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

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

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

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

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

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

《山栖》一志,直是文章。

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

嗟乎!

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

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

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

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

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

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

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

此其大较也。

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

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

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

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

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

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

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

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

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

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

岂拘于时乎?

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

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

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

何其益陋也?

”嗟乎!

拘时之患,其来尚矣。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史才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晋令》中说:“国家史官的职责,委托给著作官,每当新任的著作官到任时,必须撰写一个名臣的传记。”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具备相应才能的人,才能担任史官的职务。通过观察古代的作者,像蔡邕、刘峻、徐陵、刘炫等人,各自认为自己在著书和史体方面都很长进,但是看看他们的作品,就知道除了专长,其他方面都有不足之处。比如伯喈在朔方上书时,认为宜广泛研究班氏的《天文志》。《天文志》对于《汉史》来说,实际上是附加的部分。如果想要完善它,就应该除去,而不能继续保留它的缺陷,增加了更多的杂乱内容。就像要修治河流的危害一样,不能只是修筑堤坝,还要疏通和引导水流,以防止洪水的侵害。描述史事也是如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熟练掌握。孝标在论述谈理方面确实非常出色,但是《自叙》一篇过于繁琐,而《山栖》一篇则直接就是优秀的文章。很难与偶然的迹象相提并论,像陈寿、范晔那样的人。孝穆在齐时,有志于写梁史,但是回到江左后,书始终未成。哎呀!徐公的文风被应用在史传中,有点像在灞上玩泥巴,与真正的将军不同,幸好有量力而行,可以说是自己审慎地卜算出来的。光伯虽然有洪儒一样的优秀学问,但是迟滞不遇。看他所写的故事中自述的锐情,意欲展示给后人,但言辞浅俗,缺乏要害之处。这岂不是所谓的“诵读三百篇《诗经》,虽然篇章多,又有何用呢”的情况呢!古代有谚语:“文艺胜过器物才能写史。”因为史是当时的文学,但是朴散淳销,时代变迁,文学和历史发展有着不同的轨迹。所以张衡的文学成就并不涉及史学,而陈寿的史学成就也没有涉及文学。有人能够撰写《两都》的赋文,以及创作《八咏》的诗歌,还能整理汉册,编纂宋典。像这样的人,他们的文学成就有多大呢?因此,从近代来看,有一些作者才华出众,同时也修习史传。他们的作品中,罗含、谢客宛歌颂之文,萧绎、江淹铭赞之序,温子升擅长复语,卢思道喜欢写词,江总沉迷其中,庾信轻薄而自由。这就是他们的大范围之较。然而,之前所撰写的一些作品,不外乎偏记、杂说、小册子、短书,滥而无章,一直到这里。更何况责备他们,要求他们完整地记载一个家族,梳理一个时代,使得始终如一,表里无疵,确实非常困难。但是现在世界重视文采,追求华丽,导致诵读史书的能力丧失,精神均衡失去平衡。在官场中,西省虚职,东观优秀的才华,任何拜授的职位,都必须推选文人。这样就让管理者只想着文人能力,却无法评估其他综合能力;在审阅文件过程中,很少会出现微妙的言辞。但是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有才能的表现,没有人敢嘲笑。假如在这个过程中有像彪、峤那样的才能,才如班、荀那样,怀揣着独特见解的智慧,背负着不可容忍的使命,他们也都只能取窘于流俗,遭受朋党的嘲笑。最终只能喂酒醨糟,低头随流,披着破布,无法自述。这正是管仲所谓的“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亡之法”。古人傅玄曾说过:“看孟坚写的《汉书》,确实是奇才的作品。但是和陈宗、尹敏、杜抚、马严共同撰写的中兴纪传相比,他的文风就不够出色了。难道是因为受制于时代吗?不然,凭什么表现出来的差距这么大。后来,刘珍、朱穆、卢植、杨彪等人继续完成了这项工作。难道他们也都受制于时代,无法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吗?这是多么可惋可叹啊!”哎呀!受时代束缚的困扰已经来了。这就是古人所叹息的,不仅是当今人的困扰。


注释

覈(hé):犹“核”,核查,检验。



史通·内篇·序传第三十二

〔刘知几〕 〔唐〕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

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

先述厥生,次显名字。

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

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

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

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

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

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

班固《汉书》,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

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

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

包括所及,逾于本书远矣。

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竞学孟坚,从风而靡。

施于家谍,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

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

载之于传,不其愧乎!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

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

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

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

”又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又曰:“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

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

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

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

何则?

身兼自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

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

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

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

淳维、李陵,俱称拓拔之始。

河内马祖,迁、彪之说不同。

吴兴沈先,约、烱之言有异。

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

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失之弥远者矣。

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

致敬他亲,人斯悖德。

凡为叙传,宜详此理。

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牡丹

〔皮日休〕 〔唐〕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题所赁宅牡丹花

〔王建〕 〔唐〕

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

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

且愿风留着,惟愁日炙燋。

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

史通·内篇·人物第三十

〔刘知几〕 〔唐〕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

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

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

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

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

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

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

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

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

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通·内篇·书事第二十九

〔刘知几〕 〔唐〕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

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何者?

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

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

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

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此其所失也。

”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

此其大较也。

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

子曰:“于予何诛?

”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

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

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

惜哉!

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

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

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

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

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

爰及近古则不然。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

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

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

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

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

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

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

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

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

载之简策,一何辞费?

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

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

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

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

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

具之史牍,夫何足观?

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

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

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

此实家谍,非关国史。

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

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

何则?

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

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

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类型

朝代

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