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答欧阳崇一·一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

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

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思其可少乎？

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

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

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

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

’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

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

如何却为两事？

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

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

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

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

如之何则可？

”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

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

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

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

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

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

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

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

《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

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

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

觉则自入于逆亿。

夫逆诈，即诈也。

亿不信，即非信也。

为人欺，又非觉也。

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

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

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

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

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

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

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

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

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

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

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

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

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

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

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

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

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

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

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

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

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

”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

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鉣、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

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

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

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

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

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

“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

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

病疟之喻，既已见其精切，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

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

若必待疟发而服药调理，则既晚矣。

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

大抵原静所疑，前后虽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祟。

此根一去，则前后所疑，自将冰消雾释，有不待于问辨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