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探赜第二十七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

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

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

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

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

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

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

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

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

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

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

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

且无二君，何我之有？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

齐桓行霸，兴亡继绝。

《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

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

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

”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

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

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

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

三《传》并兴，各释经义。

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

记某事也。

”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

记异也。

”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

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

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

’”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

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

’”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

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

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

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

何则？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

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

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

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

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

”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

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

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

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

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

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

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

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

”曰“姓张。

”“张长史乎？

”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

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

”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

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

”秋八月，叔辄卒。

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

”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

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

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

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

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

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

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

俗而不典，二难也。

书不实录，三难也。

赏罚不中，四难也。

文不胜质，五难也。

”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

呜呼！

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

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

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何者？

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

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

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

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此其所失也。

”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

此其大较也。

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

子曰：“于予何诛？

”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

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

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

惜哉！

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

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

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

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

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

爰及近古则不然。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

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

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

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

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

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

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

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

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

载之简策，一何辞费？

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

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

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

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

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

具之史牍，夫何足观？

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

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

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

此实家谍，非关国史。

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

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

何则？

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

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

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

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

夏氏中微，国传寒浞。

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

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

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

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

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

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

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幰，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

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詧所不该，理无足咎。

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

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

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

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

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

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

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

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

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阨陋，遂匿空而出。

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

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

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

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

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

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

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

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

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容华。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

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

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扎，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

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

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

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

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

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

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

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

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

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

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

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

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

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

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

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

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

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呜呼！

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