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烦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

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

是班不如马也。

”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

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

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

何者?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

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

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

鲁史所书,实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

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

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

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

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

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

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

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

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

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

邑老乡贤,竞为别录。

家牒宗谱,各成私传。

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

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

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

是以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

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

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

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

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犠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城者讴华以弃甲。

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

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

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

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

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

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犠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

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

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

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

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

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

后之所书,其审如此。

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

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

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

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其斯之谓也。



译文、注释、简介、赏析

译文

昔日荀卿说过一句话:要远见和细致入微。从而可以知道历史的详细和概括并不均衡,这已经成为一个长久的问题了。直到干令提出《史议》,大肆批评各家,却单独赞美《左传》,说:“丘明能够用三十卷的篇幅,概括240年的事情,没有丝毫遗漏。这确实是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还有张世伟著的《班马优劣论》,说:“迁叙3000年的事情,50万言,只叙述240年的事情就有80万言。所以班不如马。”于是自古以来,论史的烦省程度,大多认为《左传》最好,《史记》次之,而《孟子》则更加烦琐。从魏晋开始,国家兴衰交替很快,但自己的国家史书,并没有比《左传》少。这个问题在后来更加烦琐,失去的就更多了。我认为近代的史书非常杂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由于古今不同,形势所致。简单地说,为什么这样呢?在春秋时期,诸侯争夺,相互封闭,关隘无法通行。对于重大的吉凶大事,只有传到其他国家,才能知道。有时候通过借道而获得消息,有时候通过通盟才能听到消息。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知道。鲁国的史书,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写的。至于秦、燕在西北的势力,楚、越在东南开展的大规模活动,地处偏远与诸戎相隔绝的情况,很多行动都没有被详细记载下来。而且他们的史书从宣王、成王之前写了三代才有一卷,到了昭王、襄王以后,几年才写一篇。所以可以知道,国家处于地理隔离状态,记载是不够详细的;而年代较近的事情,写得较为详细。这是丘明根据自己所闻所见进行的记录,没有什么特别的简约之处。汉朝统一天下后,全国一片统一,没有思想不服从的。朝廷会计每年在宫廷上报,使者每月驰传于州县。编史的人居住在京兆府,四处征求新的情报,使边疆与中央无隔绝,远近无阻碍的联系。所以汉朝的史书,比《春秋》要多出很多。到了东京时期,编史的人更加众多。像名义上是国家首都的邦国,地方富裕,人才辈出,高门世族众多,生成了很多才俊。城邑的长者和乡贤们争相编纂别录、家谱,各自编写私传。所以采集到的情报更多了。这是中兴时期的史书,比《前汉》更加广泛。古今英贤无不出现在各个国家。如果记录就跟太阳和月亮一样长久存在,不记录就永远被烟尘所掩盖。所以谢承特别详细记载了江南的事情,而对京洛的事情却不够完整;陈寿则偏向记录蜀中的事情,巴、梁的语言详细度比二国还多。像宋、齐接受命令的时候,梁、陈掌握纪录,有时领地比《禹贡》的一个州还大,有时才过了秦朝两代。这样小国的史书,也不会少于大国。所以论史的繁琐程度,只需要在确立其事实有错误,苦于杂乱,言辞有缺失,受批评于简略这个基础上就可以了。要根据世事的厚薄,确定编史的篇幅和多少,才是正确的方法。并不一定认为丘明是简略的,就像葛辨辨析牛鸣,叔孙志梦压天,楚人教晋拔旗,被攻城的人放弃盔甲。这样写完书,怎么能说是简略呢?也不一定认为《汉书》是繁琐的,像武帝向柏父乞取浆,陈平在天山献计,长沙请地以舞剑,杨仆因为得宠而改变关口。这样的事情没有被记录下来,怎么能说是繁琐呢?从这样的例子可以知道,论史的繁琐程度并不中肯。古今有差异,浑浊不同。尧时称天大,只写了《书》的一篇;周武在孟津观兵,说出了三个誓言;伏犠写了八卦,文王赞赏并加上了《系辞》。他们都是伟大的圣人,行事如同一人,但是丰俭不同,相隔如此之远。必须根据古代和现代,采用类比的方法,像蚩尤和黄帝在阪泉交战,适用于春秋时期的城濮和鄢陵的事情;有穷篡夏,少康兴起,适用于两汉时期的王莽和光武的事情;越巴被吴灭亡,句践称霸,适用于东晋时期的桓玄和宋祖的事情;张仪、马错为秦开辟蜀地,适用于三国时期的邓艾和钟会的事情。前面的史书简略如此,后面的史书审慎如此。如果将后来的事情限定在前世的范围内来写,恐怕学者会批评他们的遗漏,特别是对于简略的情况。要求人们只记载沉重历史的部分,限定在一定的篇幅内,那将是错误的。所以说:“论史的繁琐程度,只需要在确立其事实有错误,言辞有缺失的基础上就可以了。要根据世事的厚薄,确定编史的篇幅和多少,才是正确的方法。”这就是他们的意思。



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刘知几〕 〔唐〕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刘知几〕 〔唐〕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

〔刘知几〕 〔唐〕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

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

《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语》载言,传诸孔氏。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

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

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

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

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

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

此之谓琐言者也。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

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

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

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

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

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

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

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

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

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

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

阚骃所书,殚于四国。

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

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

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

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

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

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

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

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萧驸马宅花烛

〔王昌龄〕 〔唐〕

青鸾飞入合欢宫,紫凤衔花出禁中。

可怜今夜千门里,银汉星回一道通。

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鸬鹚堰

〔王维〕 〔唐〕

乍向红莲没,复出清蒲扬。

独立何褵褷,衔鱼古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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