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黎安二生序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

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

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

巩再拜。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

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

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

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

噫！

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

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

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

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

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

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

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

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

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闽，故隶周者也。

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始并为闽中郡。

自粤之太末，与吴之豫章，为其通路。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

其途或逆坂如缘縆，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

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

非其土人，罕不踬也。

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

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

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

其水陆之险如此。

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陿多阻，岂虚也哉？

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

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

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

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

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

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

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

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

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馀功又及于此。

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刘向所定着《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

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

其说既美矣。

率〈鲍本“率”作“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

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

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

〈鲍本无“也”字〉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

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

能勿苟而已矣。

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

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

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

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鲍本“法”上有“为”字〉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

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

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

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

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

岂必灭其籍哉？

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

《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

客有问曰：“鹊巢于木，巢之远人者。

燕巢于梁，巢之袭人者。

凤之巢，人瑞之。

枭之巢，人覆之。

雀不能巢，或夺燕巢，巢之暴者也。

鸠不能巢，伺鹃育雏而去，则居其巢，巢之拙者也。

上古有有巢氏，是为未有宫室之巢。

尧民之病水者，上而为巢，是为避害之巢。

前世大山穷谷中，有学道之士，栖木若巢，是为隐居之巢。

近时饮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则又为狂士之巢。

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户墙垣，犹之比屋也，而谓之巢，何耶？

” 陆子曰：“子之辞辩矣，顾未入吾室。

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

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

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邪。

’” 乃引客就观之。

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 客去，陆子叹曰：“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

吾侪未造夫道之堂奥，自藩篱之外而妄议之，可乎？

”因书以自警。

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陆某务观记。